外地人将分到一杯羹。

　　只要在北京稳定工作一定年限，符合相关条件，将可在北京申请公租房。这是《公租房建设管理细则》公布的内容。至此，外地人不再望“经适房”或“限价房”而不即。北京的保障房政策，也不再只跟本地人有关。

　　保障房的演变，从经适房到限价房，再到公租房，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此前，专家已多次呼吁缩减经适房规模，加大公租房的建设。

　　保障房类型的改变，体现出政府保障手段由行政化向市场化的转变。专家分析，通过增加公租房房源，将稀释部分集中的购房需求，对于稳定房价、房租都将有重要作用。由于公租房没有产权，寄生在经适房上的腐败也将随之减少。

　　最早的保障房类型是经适房，后来出现了廉租房、限价房和公租房。

　　一些研究观点认为，安居工程就是经适房体制的前身。1995年，中国实行安居工程,与后来的经济适用房供应体制有很大的相似性。

　　1998年，建设部发出《关于继续做好1998年国家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实施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次将经济适用房明确纳入具有保障作用的安居工程中。

　　随后，经适房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兴建”，房价相对低廉，逐渐成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重要选择，无论开工面积还是项目数量都在成倍增加。

　　与此同时，有关经适房的各种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经适房成为部分人权力寻租的工具。

　　2007年,在房价开始明显快速增长，经济适用房又紧俏难买的情况下，北京最早创造出“两限房”这一概念。两限房即限房价、限套型的普通商品住房，符合一定条件才能申请。

　　廉租房的提出也是在1998年，当年国务院发通知提出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即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建立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分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

　　不过，由于标准过低等因素限制，现有的廉租房数量未能覆盖所有符合标准人群。“夹心层”被排除在经适房、限价房和廉租房之外。

　　2009年3月，住建部副部长齐骥提出加快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公共租赁房归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承租者能承受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

　　由此，目前四种类型房屋构成的保障房体系形成。

　　经适房成为争议最大的保障房类型，它的行政化干预程度也最高，在土地出让、税费政策等方面享有很多优惠。

　　用全国人大代表周海波的话说，经适房产权归属有永久性，但拥有者的经济状况是可变的。即使经适房分配时合理，但中低收入群体并不注定永远都是中低收入者，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甚至变成高收入阶层。

　　以北京目前的经适房价格和商品房价格对比，如果5年前一户家庭以4000元/平米购买了80平米的经适房，现在上市出售至少能赚取差价近百万元。

　　周海波表示，现在保障房政策需要调整，应明确取消经济适用房，因为政府没有义务满足产权房需要，经适房也已滋生很多腐败问题。

　　他称，富人装穷、造假以通过经适房申请；经适房成了公务员变相的“福利房”；经适房并不经济，中低收入人群也无法承受而弃购，反而是部分“有钱人”以经适房的价格获得了商品房的价值。

　　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今年的中国房地产50人论坛2011北京夏季峰会上表示，经济适用房成了腐败的高发区，“道理很简单，谁拿到经济适用房国家就补贴谁财富。”

　　成思危表示，一些公务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既掌握分配权，又掌握了优先选择权。由于经济适用房是一块财富，有的人会想办法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这就是为什么出现6连号，北京一些经济适用房小区60%、70%是租出去的，还有的买两套经济适用房打通成了一个豪宅等等。

　　成思危主张，经济适用房不宜继续建，而且还要处理好历史遗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