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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年前，风华正茂的吴兆德，和大批热血青年一样，怀着保家卫国的理想，踏入黄埔军校，学军事、讲政治，尔后冲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

　　考入军校那年，他18岁。“当时在江西南昌招考，录取后，我就成了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第十七期的学员，在七总队陆军步兵科训练，地点是湖南武冈。”老人一口气说完了参考和录取的相关情况，思路清晰，没有一丝含糊。

　　步兵的训练日程是从清晨五点的2.5公里晨跑开始的，无论严寒酷暑，跑完归队后，才能喝上稀粥。“因为太辛苦，曾有一位学员翻墙逃校，结果被抓了回来，严厉责罚后被逐出校门。”老人说，军校如军队，纪律严明，“那会在军校里，学到的技能一辈子也丢不掉。”说罢，他兴致盎然地给我们介绍当年学习的科目，一边介绍，一边做出敬礼、拼刺、持枪等动作，一如回到当年，正准备着赶赴战场的情景。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吴兆德被分配到湖南长沙的一个部队，担任副连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战争。当年日寇侵华给国人带来的深重苦难，他印象深刻：“天上不时飞过日本的轰炸机，地上到处是逃难的老百姓。”

　　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战场上，更是惨烈。

　　1939年，在长沙城外的一个小县城，敌我交战，全力开火。吴兆德记得，空气里硝烟四起，尘土飞扬，呼啸的飞机、轰隆隆的大炮，还有从浓烟里掉下来的残肢断臂……就是在这样惨烈的对峙中，我军人员伤亡大半，“日寇的飞机飞得很低”，吴兆德被从战机上扔下的炸弹炸伤右腿，在厮杀惨烈的战场上失去知觉……

　　长沙一战，我军战败失守，部队撤至湖南湘潭，一面疗养伤员，一面整顿队伍。“腿伤，让我不得不休养了整整一个月。”老人看了看窗外，眼里满是哀愁，“后来，伤是好了，可我再也上不了战场。”

　　接着，部队前往福建福州、泉州等地，主要任务是对日寇进行防守。从湘潭步行到泉州，日行30公里。“地方百姓非常友善，一路上，都主动给我们当挑夫，武器和行李，基本都靠他们运送。”老人说，行军路上，和他们形影不离的，就是那把杀敌卫国的步枪。

　　到达泉州后，吴兆德所在的部队进入防守阶段，“有些战友上前线防守，有些在后方操练。”他说，兵力不足时，还要积极招兵入伍，“操练新兵和老兵”就是他负伤后的主要任务。

　　战争年代，物资匮乏，每个士兵每天只能分到几两米，士兵们常常吃不饱，为此，作为副连长的吴兆德，经常省出自己的食物，分给士兵。

　　1942年，家中老父亲离世，吴兆德远在福州，“未能回来送老爷子最后一程。”他说，不晓得这是不是所谓的“忠孝两难全”，可他很确定的是，“自己是个不孝子。”而此前，日寇曾到他家烧杀抢砸，父亲为保全家人安危，提前将他从黄埔军校寄回来的书籍全部烧毁。至于那场发生在他家的浩劫，有多惨烈，我们也不得而知——很多的悲痛，都随着吴老爷子的离世而消散。

　　抗战胜利后，吴兆德回到遂昌。此时的他，迷茫了：除了扛枪，什么都不会，不会种田、不会砍柴……一切都从头开始。

　　再后来，他娶妻成家，膝下四名子女。

　　日子算是安定了，家境却一如既往地穷困潦倒，常常揭不开锅。“苦得不得了”是二儿子吴马成对幼时贫困最直白的记忆，这个现年67岁的老人，对于那段日子，历历在目。

　　采访中，吴兆德老人跟我们谈到一个细节：抗战时期，任职副连长的他每月能领到一笔津贴，大多当日领，次日就花完，用他自己的话说：“钱是身外物，不晓得哪一刻，鬼子的子弹就打进胸膛了。”后来，他用一部分钱，打了三个金戒指，装在腰间的小布袋里，随身携带。回乡后，因为生活极度困苦，他就变卖了金戒指，补贴家用。

　　老人说，这一辈子，他尝尽酸甜苦辣，可是却很知足。

　　从1999年开始，他热衷养生保健，喜欢看《老年报》，喜欢解读上面的养生理念。他还觉得“写在纸上，才长记性”。于是，他开始做各种关于身心健康知识的摘录，这一记，就是16年，整整抄写了12本厚厚的笔记本。老人虽然听力欠佳，但是视力甚好，看报、写字，从不戴老花镜。“只有遇见笔画繁多的汉字，我才用得上放大镜。”对于自己的视力，老人颇为自豪。

　　吴兆德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家中墙上贴着几幅他的作品，笔画遒劲有力，字体饱满方正，如老人此生的戎马生涯，刚烈不阿。

　　我们无意中看到老人笔记中这样一段：“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录于中学九年级，历史与社会书本中。”

　　这副写在黄埔军校门上的对联，许是老人对军校生涯唯一的念想；又或许，现今最让老人怀念的是黄埔的校友和那段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记者  郑玲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