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记者走进骆星根位于西街的家，他和老伴正在准备午饭，炒豆干、雪菜炒肉丝、清炒马兰头，再加一个春笋炖排骨，清爽简单，“现在讲究健康，尤其是我们岁数大了，在饮食上更要注意。”骆星根说，平时就他和老伴两人吃饭，女儿一家周末才会过来，“我们吃得少，两个人一天一斤米也吃不完。”

　　1952年，骆星根出生于原成屏公社骆村村，可以说，他见证了建国来几十年的发展。从事农业工作的他，对于“吃饭问题”更是深有体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吃，从建国初的吃不饱，到后来吃得好，再到现在挑着吃，几十年时间，老百姓的饮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8年，6岁的骆星根开始记事，那一年全国上下开始大炼钢铁运动。“村里的青壮年都去北界参加大炼钢铁了，家中只有60多岁的奶奶和我。”骆星根说，地里的稻子熟了，没人收；田里的黄豆炸了，没人管；山上番薯可以挖了，也没劳力，“粮食没人收，烂在地里，家里米缸空了，只能饿肚子。”

　　骆星根回忆，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导致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得很艰苦，“那时候，大家都是勒着裤带过日子，有萝卜白菜吃已经不错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粮食，也省给了长身体的孩子，大人都去山上挖野菜。”

　　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不需要挨饿，但也只能解决基本温饱。“十多岁的我已经参加劳动，加上父母，家中有三个劳动力，但挣的粮食仍不够吃。”骆星根说，每年，他们都要吃国家返销粮，返销粮吃完，还要去宽裕一点的村子里借储备粮，“我母亲那时候就经常说一句话：‘哪天白米饭可以压鼻子，让我吃个饱，这辈子都知足了。’”

　　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能够吃饱一顿白米饭就是幸福。“活干得不少，肚皮却填不饱。”这是那个年代留给骆星根最深的印象。

　　1978年初，26岁的骆星根适逢好机遇：公社选拔税务员，年轻又有文化的他有幸入选，成为人人羡慕的“能够吃饱饭的干部”。“那个时候都是凭票吃饭，普通居民一个月有27斤粮票，我们是农村干部，比他们多6斤，对于二十多岁年轻人来说，平均一天一斤的粮食根本不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后的骆星根经常被派去参加培训学习，培训期间，每月粮票只有27斤，虽说不用下乡干活，但坐在课堂上，肚子一直是饥饿状态，“吃完早饭想午饭，吃完午饭又想晚饭，哪里还有心思听课。”

　　记得有一次在丽水农校参加培训，他的一位关系亲密的朋友在党校培训，两人约定，每周日上午去丽阳街碰头，先看电影，中午再去丽阳门附近一家小饭馆改善一下伙食。在小饭馆，点一块钱的猪头肉，再配点小酒，两人大快朵颐，“那时候一斤猪肉六毛四分钱，猪头肉会便宜一些，一块钱可以买到大约两斤的猪头肉。”现在回想起来，骆星根仍觉得那时候的猪头肉真是人间美味。

　　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吃不再是困扰大家的难题。“社会发展了，物质生活丰富了，大家是想吃点啥就能买到了。”骆星根说，尤其是到了本世纪，大家饮食内容已不再满足日常，超市里、菜场中，国外的水果、蔬菜、米面油随处可见。

　　“最近几年，大家又从吃得好过渡到挑着吃、少吃点，开始讲究健康饮食，不再是海吃胡塞。”年近古稀的骆星根也很注重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虽然已经退休，但我经常会上网查阅吃什么更健康，想吃什么在网上也都能买到，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记者 张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