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退休的老干部，因为编写遂昌县党史二卷，他们“不期而遇”，相聚在一起。每天，查阅档案资料，走访历史证人，编写专题材料，相互交流探讨……

　　背着粗布资料包，穿梭在全县各部门；手持着放大镜，在档案室查阅资料；寻访几十位老人，求证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

　　风里来，雨里去；伏案苦思，记录历史……

　　他们，成了建党90周年一道耀眼夺目的“红色”风景。

　　枯燥、乏味、费心、伤神……但他们一直坚持，一直坚守，一直默默无闻，怀揣着一颗对党的赤诚火热之心，默默编写遂昌1949年至1978年的历史。

　　有些天，他们一个字也写不出，坐在办公室直“发呆”。

　　有些天，他们一天要手写好几万字的材料。

　　问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心境、心态和耐心？

　　他们这样回答道：“我们这一代人对党有着不一般的感情，编写党史，还原历史，给后人留下记忆和回忆，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责任，也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心愿！”

　　编写党史，是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因此查阅档案是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我县党史二卷写的是1949年至1978年这段历史，最早的事件都已经过去60多年了，为了查清历史真相，他们有的采取地毯式查阅，有的则针对性查阅。有时县档案局一天要跑好几个来回，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很多事件，县档案局的档案室里没有记载，于是他们就跑相关职能部门的档案室。“法院、公安、民政等部门的档案我们都一一查阅过。”原金竹小学校长朱余庆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查阅了1949年至1966年我县现存的全部档案。

　　年代久了，很多事情的记载资料都失踪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寻访历史证人。

　　在县邮电局原局长翁兆惟的办公桌上，记者发现了一张寻访的老干部信息表，粗粗数来，有24位老干部。“这些是为了考证历史而要走访的老干部，现在已经走访了19个。有时我们是上班时间去走访，更多的时间则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去走访这些老干部。”翁兆惟说。

　　24位老干部是专门走访的对象，在平时周末散步、爬山的时候，他们也抓住一切机会补充历史资料。

　　在去年夏天，中国农业银行遂昌县支行原行长吴长禄在写“四清运动”的资料，而历史档案记载不详细。在一次偶然的散步中，他碰到了原蔡源信用社干部王立荣，得知他曾经参加过“四清运动”工作队，还在缙云、诸暨等地搞过试点工作，在与王立荣的交谈中，吴长禄对“四清运动”有了详细的了解。

　　为了补全资料，他们还到衢州、金华等地查阅档案。原县供销社干部朱土寿说，1949年至1955年，遂昌隶属衢州管辖，于是他就到衢州查阅了半个月的档案；1955年至1963年，遂昌又划归金华管辖，于是2010年和2011年，他又先后两次到金华，花了21天时间查档案。

　　查档案，一卷又一卷，阅卷无数；寻证人，一位又一位，访人上百。问他们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这么做，他们说，我们要对历史负责！

　　写书犹如做陶瓷品，如果把查阅档案比作找泥巴的话，那写专题就好像是做粗胚。

　　根据查阅来的档案资料，他们就分头行动写专题，然后把一个个专题做成一份份卷宗。

　　在六位老人的办公桌上，厚厚地堆着一本本手写的专题材料，记者翻开这些材料，发现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救灾渡荒、抗美援朝、松阳如何并入遂昌这些专题。

　　“光是专题，就有100多个，几乎涉及当时发生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翁兆惟说，专题写好后，做成卷宗存档，然后根据这些历史材料，分章分节编成书本。

　　写专题是一项费心思而又枯燥的活。在翁兆惟的办公桌上，记者发现一堆写“大跃进”的足足有一尺多厚的材料，便问起他写这份材料的情况，他告诉记者，光是大跃进这个专题，他就写了200多万字。

　　若是在写专题的过程中发现已经查阅的档案资料不全或是不完整，他们就又重新去找当事人核实考证。

　　原县发改局干部李文棠，在写我县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专题时，档案资料里记载了我县两个工厂在当时合并了，但其中一个工厂如何进行改造记载不详细，于是他找到当事人，充实还原事件真相。

　　写专题，做卷宗，几百万字的手写材料浓缩成书本的一个章节，问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和心境，他们说，我们在枯燥中快乐着！

　　以前的档案资料都是手写的，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有的油印档案已经褪色，而有的就是几张小纸片，要拼凑着揣摩，这些五花八门的档案资料，着实让这群老人费了心思。

　　翁兆惟的桌子上放着一把放大镜，他告诉记者，自己已经77岁了，看这些油印褪色、字迹潦草的资料，就得用放大镜。

　　在采访时，县工商局原局长张功和翻开一份上世纪50年代名称叫作“刘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记录稿，字迹很是潦草。

　　“对于这种档案材料，我们就要费心思了，只能去查阅其他相关的档案资料来佐证了。”张功和这样说道。

　　随后，张功和又翻开一份名叫“在中小学教职员及扫盲干部整风大会上动员大会的报告提纲”，字迹相当潦草，而且没有记载的时间，也没有具体报告人。

　　对于这类档案，张功和告诉记者，只能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根据当时中央的大运动去推算我县运动的时间了。

　　字迹潦草是一个难题，而档案中“怪异字”的频频出现则更让他们伤脑筋。

　　原县供销社干部朱土寿随即翻开一份档案，记者发现两个圈着小圆圈特别怪异的字：*、*，朱土寿告诉记者，遇到这些怪异字，没有字典可以查询，大家相互交流讨论，后来他们根据资料上下文推测，确定这两个字分别是“着”和“群众”的意思。

　　“这几个怪异字仅仅一份档案中出现的，类似的怪异字还有很多。”朱土寿这样说道。

　　字迹潦草、油印模糊、破损纸片，费神又费心，问他们面对这些会不会烦躁时，他们说，不会，我们有耐心！

　　查阅档案，辛苦，他们无怨无悔；书写专题，繁琐，他们坦然面对；辨认字迹，智慧，他们合力应对……

　　然而，编写党史，并不像编写一般的普通书籍，有一个更令人难以想象的问题，那就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更迭演进，人们的价值观变了，价值取向不同了，因而对事件的判断标准不一样了。

　　“编写一般书籍，历史价值观没有那么强，而党史就不一样，它是一种历史，更是一种政治，它的发生赋予了特定的历史价值。”翁兆惟说，很多事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说从“昨天”看，它是对的，而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它又错了。

　　翁兆惟举了几个例子告诉记者，像当时的“大跃进”、反右派等历史事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存在和发生的合理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但人们从今天的眼光看，它又是一种违背历史的东西。

　　面对这类事件，这六位老人怎么去处理？他们凭借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

　　“历史价值观的问题，是我们编写党史遇到的最伤神费心的事，要用今天的价值观去判断过往的历史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张功和说，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唯一能给他们提供判断依据和标准的就是中央发布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变迁，价值观革新，他们以什么样的心胸和智慧处理这类历史事件，他们说，我们尊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