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焕凤

　　车到黄沙腰镇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山势在这里忽然收束，让出一小块难得的平畴，屋舍便沿着山脚疏疏地聚着。未进镇子，先闻见风里一丝幽微的甜，像陈年的蜜，缠缠绕绕地往人鼻子里钻。同行的乡党委副书记老吴深吸一口气，笑道：“闻到没？这就是‘黄沙腰的味道’。”

　　这味道的源头，此刻正铺天盖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镇子外向阳的缓坡上，层层叠叠的，是数不清的竹匾。每一面竹匾里，都躺着些金黄透亮的东西，在三月尚显温和的日光下，流淌着一种厚实的、润泽的光，那便是名声在外的黄沙腰番薯干了。远近的农户靠着这一片片甜韧的物事，虽未必大富大贵，手头却实实在在活泛了，日子也见得着光亮。

　　我们此行正是为焦滩乡探路，想从那一片金黄里，借一点产业的火种，照一照我们那同样群山环绕，却多少有些沉寂的乡土。

　　迎接我们的镇长老李，是个精瘦的汉子，手上有常年劳作留下的、洗不净的赭色。他领着我们走向那些晒着的番薯干，近看了，形态并不齐整，边缘有些自然的蜷曲，表面带着阳光抚摸过的细微皱褶。我拈起一片，触手是意料之外的柔韧。放入口中，起初是含蓄的甜，慢慢地，一种更醇厚、更绵长的甘香弥漫开来，口感糯而不黏，弹牙却有分寸，确是别处未曾尝过的滋味。

　　“秘诀？”老李蹲下身，随手拨弄着匾里的薯干，像抚弄自家孩子的头，“没啥高科技，老祖宗传下来的笨法子，‘三蒸三晒’罢了。”

　　这“笨法子”的细节，是在镇子尽头一户老作坊里看清的。作坊低矮，光线昏蒙，却自有一种安稳的热气。巨大的木甑坐在灶上，白汽腾腾地涌出，带着番薯初熟的、质朴的清香。蒸透的番薯剥了皮，切成指头粗细的条，这便开始了与阳光漫长的约会。老李说，一遍蒸，是定其形，锁住那份山野的甜润；一遍晒，是收其水，让肌理紧实。如此反复，三次轮回，番薯的魂魄便在蒸汽的浸润与日光的抽离之间，一点点蜕变、沉淀，终于脱尽浮躁的火气与多余的水分，凝练成这般浓缩的、耐得住咀嚼的甜。

　　“急不得的，”守着炉灶的老人眼神平静，像在述说天经地义的道理，“日子到了，味道才对。偷一天的懒，少一遍的功夫，吃到嘴里就不是那个东西了。机器？机器哪里懂得太阳今天有几成力，风里带着几分潮气？”

　　我们听得有些出神。这哪里只是食物的加工，分明是一场耐心的修炼。我不禁想起焦滩，我们那里也有好番薯，清甜、水分足，可乡亲们或是蒸煮鲜食，或是随意切成片，在屋檐下挂几日便收起来，终究是零打碎敲，上不得台面，更成不了换钱的物事。我们缺的，似乎正是这“三蒸三晒”间蕴藏的那点执拗的匠心，和把它当作一件正经“事业”来经营的念想。

　　原料是另一重根基。老李带我们上山，去看那些供给这“金色产业”的田野。这里的山海拔高，人站在坡上，能看见云雾在脚下的山坳里聚散。正是番薯生长的好地方，昼夜的温差像一把无形的刻刀，将糖分一点点雕琢进块茎的深处。红心的薯种，是老辈人一代代选育留下来的，切开来看，瓤子红得喜人，像蕴着一团不熄的火。老李随手拿起一个，在衣襟上擦了擦，“咔嚓”咬下一口，汁液似乎都要迸溅出来，“我们这儿的土、这儿的天气，就服它。别处的种，来了也长不出这个味。”

　　我忽然有些怅然。焦滩的山水又何尝不美？土壤也是肥沃的。可我们的好物，多半还沉睡在自给自足的梦里。竹笋自生自灭，板栗熟了便落在泥里，番薯除了喂猪，便是走亲戚时一篮子的情意。不是东西不好，是我们还没学会如何将那山水的灵气、那季节的馈赠，用一番专注的、不吝时间的手艺，将它“点化”成能走出大山、与人交换价值的“商品”。

　　从山上下来，正遇见几位农妇挑着箩筐，往镇外去。箩筐里，是分装好的、油纸包着的番薯干，码得整整齐齐。老李说，这是要搭车去王村口、石练的集市，甚至县城的铺子。她们脸上，有一种我们焦滩农人脸上不常见的、舒展的神情，那是一种劳动成果被明确标价、被外界认可所带来的从容。自家地里出的东西，经过自己的手，变成人人称赞的干货，再变成孩子的新衣、老人的药瓶、来年的种子化肥，这循环如此踏实而有力，胜过一切空洞的说教。这大概就是老吴常说的“商品经济的意识”，它不是在课堂里学会的，而是在这一蒸一晒、一买一卖的真实触感里，慢慢苏醒的。

　　告别镇长，我们带着满腹的感慨和沉甸甸的样本，踏上归程。车里有些沉默，只听见引擎在山路上喘息。老吴忽然开口，声音在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黄沙腰这‘三蒸三晒’，晒的不只是番薯啊。”

　　我心头一震。是啊，晒的，何尝不是一种心性？是将“差不多就行”的随意，晒成“差一点也不行”的讲究；是将“祖祖辈辈都这么吃”的习惯，晒成“能让别人也愿意买来吃”的追求；是将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宿命感，晒成能抬起头来、打量市场与远方的主动性。这需要日复一日的曝晒，更需要内心那团火的蒸腾。

　　回到焦滩，调研报告很快在乡党政班子联席会上摊开。我们讲了黄沙腰的规模，讲了那古老的工艺，讲了他们如何挑着担子走出山坳。但我们讲得更多的，是那份“晒”出来的自觉。我们焦滩并非没有成功的星火。说起茶叶，几个村子的茶农眼里便有光，从打理茶园到学习炒制，再到寻人包装、找渠道销售，他们已摸索出一条细窄却清晰的路。可更多的山货还藏在深闺，养在深山人未识。

　　“得从最熟悉的事做起，”老吴总结道，“就像黄沙腰认准了番薯。我们焦滩的竹笋、板栗、山里的土猪，哪一样比人差？缺的就是那‘三蒸三晒’的转化功夫，和那份非把它变成好东西、卖出去的心气。”

　　乡领导们传看着我们带回来的、黄沙腰金黄透亮的番薯干，细细咀嚼着，也咀嚼着话里的滋味。不久后，乡里定了调子：选取几个村子，就竹笋、板栗、生猪这几样，先试点。乡里帮着规划，请农技员，更要紧的是组织人去学手艺，学怎么把原始的收获变成能登堂入室的商品。

　　再次下乡时，我把这消息带给村里，但反应并不热烈。一位蹲在屋檐下抽旱烟的老伯，眯着眼看了看远处云雾缭绕的山林，慢悠悠地说：“竹笋啊，年年发，吃不完，喂牲口。做笋干？麻烦哩。卖钱？谁要哦？”

　　我没有多解释，只递给他一片黄沙腰的番薯干。他狐疑地接过，放进没牙的嘴里，慢慢地咂摸着。良久，他混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深潭里投进了一颗小石子。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又拿起那片番薯干，对着光，仔细地看了看那金黄透亮的质地。

　　我知道，一切远非一片薯干所能改变。让习惯仰望山峦的目光，学会平视市场的脉络；让满足于屋檐下悬挂的充实，向往起远方客商的认可，这其间的距离，何止千山万水。那需要无数次蒸汽的熏陶与日光的曝晒，不仅是晒物，更是晒人，晒那千百年来深植于泥土中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