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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月，由于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长期疲于征战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主要领导人先后被俘，仅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得以突围，到达赣东北苏区与闽浙赣省委会合。

　　在此之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粟裕、刘英率部与闽浙赣省委会合时，中央主力红军正在长征途中。闽浙赣省委向粟、刘部传达了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命令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1935年2月底，挺进师500余人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的率领下，从赣东北老苏区誓师出征，挺进浙江。其行动隐蔽而且敏捷，连续急行军，冲过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渡过信江，进入闽浙赣边境的武夷山区。出发前，挺进师曾向闽北的中共组织通报，请其接应。但此时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已叛变，将挺进师入浙的行动出卖给了国民党，致使挺进师与闽北组织取得联系的计划落空，并处处遭到国民党军伏击，人员锐减，仅有的一部电台丢失，从此与中共中央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在此紧要关头，挺进师毅然决定，以自己的作战行动打开挺进浙江的局面。

　　为了吸引国民党武装，造成国民党武装以为挺进师欲在浙闽边立脚的错觉，打开进入浙江的通道，挺进师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3月中旬，挺进师转战到闽北崇安时，与洪家云部会合，洪部归建于挺进师，队伍重新增加到500多人。为适应深入白区工作的需要和游击战争时聚时散的特点，挺进师成立了活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师政治委员会(简称政委会)，刘英任书记，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洪家云、刘达云、方志富任委员；部队改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政治连，支队改编为纵队，每个纵队成立单独行动时的集体领导组织—行动委员会。3月23日，挺进师活动到江山。26日，袭击龙泉溪头国民党驻军，取得入浙首战胜利。

　　挺进师通过在闽浙边的活动，调查、分析了浙江的情况：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在此创建根据地可以和闽东、闽北、闽浙赣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三省国民党武装之间的矛盾，可以为挺进师所利用；洪家云部在该地区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该地区曾受到过红十三军武装暴动等多次革命斗争的影响，有过党的活动，革命的火种还在群众的心底埋藏着，群众基础比较好；该地区有一个劫富济贫的青帮组织(群众组织)，其领导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抗已久，同挺进师所部有联系，可以成为挺进师的初步依托；该地区虽然交通发达，有杭(州)江(山)铁路(即浙赣铁路东段)和三条公路干线，但大部分地区群山连绵、森林茂密、道路错综曲折，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机动。因此，挺进师逐步选择了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目标。

　　挺进师通过在闽浙边的活动，吸引、调动了闽、浙两省的国民党武装。4月28日，挺进师精心部署的庆元斋郎战斗打响。在迎战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闽浙两省保安队和反动地主武装大刀会的战斗中，挺进师毙敌300余人、俘敌近200人，取得了入浙关键性一仗的胜利，迫使龙泉河以南的国民党军转攻为守，龙泉河以北则因兵力南调而空虚，顺利完成进军以来的第一个战略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

　　接着，挺进师迅速北进，于5月9日进抵松阳县安岱后、斗潭地区，受到当地青帮首领陈凤生等以及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挺进师便以此为依托，分兵出击，扩大游击区域，采取游击战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各部的任务是：第二纵队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地区活动，恢复该部原来活动区域的工作，打通与闽东、闽北之联系，任命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宗孟平为挺进师政委会随第二纵队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以加强该部之领导；第一纵队及政治部人员散布于龙(泉)云(和)松(阳)遂(昌)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斗争，创建中共组织及各种革命组织，由政治部主任黄富武、参谋长王永瑞、供给部长刘达云组成政委会分会，黄富武任书记，以加强该部之领导；其余各部由刘英、粟裕率领北进，在浙赣铁路以南的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处州(丽水)一线，开展大幅度的游击战，逼近浙赣铁路，威胁杭州、金华、丽水等城市，迫使国民党武装北调，掩护和保障宗孟平部和黄富武部开展工作。

　　自此，挺进师拉开了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序幕。

　　遂昌县档案馆(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