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昌新闻网

　　编者按：40年风雨沉浮，40年不断前进。改革开放40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构成这部史诗的是无数人的沉浮记忆，是各行各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记。但我县有这么一群民间手艺人，他们40年坚守“匠心”，用双手打造了一首改革开放的礼赞，从指间看时代变迁。今天，本报就带大家一起走近几位民间手工艺人，听他们讲述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影楼负责人骆伊说——

　　1980年出生的骆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路成长。19岁那年，骆伊离开遂昌，到上海一家影楼学习化妆。2003年，她带着学到的手艺，回到遂昌，开了一家名叫侬侬的影楼。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会拍一套婚纱照，这已经成了结婚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在骆伊的印象中，父母辈中却很少有人拍结婚照，顶多也就是一张两寸的合影，还是黑白的。“那时候大家也没有意识去拍一套结婚照留念，再说条件也不允许。有条件好的想拍婚纱照，都是去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上世纪90年代，遂昌县城开了第一家影楼，一时间受到大家的热捧。“遂昌没开影楼时，大家拍的照片都还是中规中矩的，有了影楼，除了拍婚纱照，追求时髦的年轻人也开始拍个性化的写真。”骆伊说，那个年代，影楼里拍的照片还是浓妆艳抹，摆固定的造型，舞台风很明显。

　　2003年，骆伊从上海回到遂昌，开了一家影楼，“我在上海学习的那段时间，影楼里的妆已经开始变化，不再用浓妆，而是向韩系的淡妆转变。”回到遂昌的骆伊，在自己的影楼也主推淡妆，“用了淡妆，拍出来的照片就清新很多，很受年轻人喜欢。”

　　“这么多年下来，不仅拍照妆容发生很大变化，拍照的选景也一直在改变。”骆伊说，影楼刚出现时，大家还都是拍内景，慢慢地开始拍外景，而且外景也是越拍越远，“像云南大理、丽江，福建厦门，还有省内的千岛湖，都是大家去得比较多的点。”

　　骆伊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有想法，所以影楼推出的线路都是要紧跟市场的需求，“前几年开始流行拍海景婚纱照，我们就推出了马尔代夫这个国外的点，也有不少人去。不想去国外的，我们就推荐去云和的摄影基地，那里的布景是仿马尔代夫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拍照的选景在不断变化，从内景到外景，又到最近一两年旅拍风，“旅拍风特别受90后年轻人的喜欢，选址一般就在乡村，一间民房，一片树林，或是一幢民宿就是很好的景，也不需要刻意摆拍，完全是由摄影师抓拍。”骆伊告诉记者，遂昌的生态环境好，再加上这两年美丽乡村建设得很好，到处都是美景，不仅遂昌本地人喜欢，还吸引了不少杭州、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到遂昌来拍照。

　　记者 张春玲

　　刻章师傅罗齐兴说——

　　有这样一个谜语：“一个老妈妈，常把胭脂搽;搽一遍胭脂，生一个娃娃，个个娃娃都一样，到底它是啥?”答案就是印章。

　　曾几何时，篆刻是一门很受欢迎的手艺，因为在那个年代，印章经常会被用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印章的用途很广泛，领工资要用，领集体物资要用，到银行存取款也要用。总之，需要签名的地方，就一定要印上章才能生效。印章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必备品。”说这话的人叫罗齐兴，今年49岁的他有着30多年的刻章经验，也是目前遂昌县城为数不多的几名刻章师傅之一。

　　罗齐兴的刻章摊位摆在汤显祖纪念馆所在小巷的入口处，一张光滑的小方桌上，散放着一些不同规格、不同材质的章坯。老式木头章、透明有机塑料章、牛角章……盒章坯的旁边放着各种刻章的工具，小方刀、大刻刀、锥子等等。

　　“我是17岁开始学习刻章，当时也没想着这门手艺可以赚多少钱，就只是单纯地喜欢写字、篆刻。”罗齐兴告诉记者，他刚开始学习刻章时，购买章坯的钱还是贷款来的，但由于章坯的价格并不便宜，200多元钱买不了多少，他便带着所有买来的章坯投入了师门。

　　“当时师傅也没教给我太多东西，将基础的要领传授给我后，便让我回家自己练习了。”罗齐兴说，他索性就在老家蔡源摆了一个印章摊子，边学习边赚钱。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印章是必备品，但是却很少有人去找罗齐兴刻章，就是因为太珍贵了，村民们都将印章保管得好好的，生怕一不小心就掉了。“为了赚钱，我就去每个乡镇的集市摆摊，这样一来，每个月可以刻20多个章，按当时的价格来算，月收入在60元左右。”

　　1995年，抱着外出闯一闯的心理，罗齐兴与同学一起来到了遂昌县城。同学应聘进了一家企业，他则选择在汤显祖纪念馆所在小巷的入口处设摊，这一摆就是20多年。“来到县城之后，我的生意好了很多，平均每天都会有四五单生意，那时候同学在企业里每个月赚200多块钱，我可比他多多了。”回忆起从前生意的火爆，罗齐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那个时候赚的钱，过过生活是很够的。”

　　但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传统手工刻章渐渐失去了市场。“到了2005年左右，原本很多需要签字盖章的地方，都只需签字就行了，印章自然就‘失宠’啦，我的生意也慢慢变差了。”罗齐兴说，因为刻章这个行业走了下坡路，很多刻章手艺人都选择了改行，而他一直坚守，也是源于最初的喜爱。

　　正说着，一名年轻人在罗齐兴的摊位前停下车，表示要刻一枚私章，只见罗齐兴选了一枚牛角章坯，用砂纸将表面打平，再将章坯稳稳地卡在木质的印床之中，根据刻章的字数初步确定位置和字的间距，并用铅笔加深标注，随后用锥子逐一地雕刻字样，最后再打磨平整……罗齐兴一步步完成着他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娴熟，一丝不苟。

　　“虽然说现在的生意已经不太行了，但毕竟做了几十年了，还是有一些老顾客需要我的。”谈到每月刻章的收入，罗齐兴笑了笑告诉记者，现在每个月也有20几单生意，勉强混口饭吃罢了。

　　在采访尾声，罗齐兴还与记者聊起了城市的变化，他说，他刚来到县城时，西街与南街都还没拆，如今北街的那些楼房，在当时还只是一些地皮。20多年来，他默默坐在路旁，看着遂昌市民们从骑自行车到骑摩托车，再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轿车。城市变美了，人也越来越靓了。

　　记者 邹可思

　　理发师郑香雪说——

　　发型，不仅是人们的头发样式，更是时尚的象征，是时代前行的直观迹象。40年来，人们的发型几经变化，不再墨守成规，从千篇一律到飘逸张扬，从模仿明星造型到个性独特……发型的变化反映出社会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巨大变化，而理发师郑香雪便是这些变化的见证者。

　　1978年，18岁的郑香雪在外婆的介绍下，拜了一名当剃头匠的亲戚为师，学艺一年后便自己开了剃头店，开启了她与理发近四十年的不解之缘。

　　郑香雪介绍，那时候还没有理发这一说法，统一称为剃头，当时的物价也比较低，剃头的价格一般是1元到1.5元，相当于2到3个鸡蛋的价格。“虽说那时候的生意还不错，但每月赚的钱，除了一部分给家里，剩下自己用的就不多了，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积蓄。”

　　而说起从业近40年来的变化，郑香雪打开了话匣子。

　　“在我刚开始学习剃头的时候是没有电推的，只有手动推子，男士的发型也比较单一，满大街都是平头，女士最普遍的发型也就一两种。”郑香雪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男士开始留长发，随之烫发也悄然兴起，但当时很多人烫发用的是最传统的火钳，只需将一个铁炉子生好火，将铁钳放进去加热后，就能将直发烫成卷发。虽然烫头时会冒出一缕缕白烟，还时常滋啦响，但是火钳落到头发上瞬间就定型，效果非常好。

　　除了火钳烫发，当时还有一种烫发方法就是用热毛巾。“我店里用的就是热毛巾。先将药水抹在头发上，再将毛巾从滚烫的热水中捞出，包在烫发者的头上，随即再用塑料帽盖好，1小时左右新发型便‘出炉’了。”郑香雪笑着说，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听着觉得不可信，但当时确实是这样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热帽又取代了火钳和热毛巾，成为了烫发神器，不少人还会自己买电热帽，在家里做卷发。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流行音乐、港台剧的进入，香港的影视明星从发型到着装成了当时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女孩子开始做离子烫，将头发烫得直直的，很是清纯。而男孩子则喜欢‘郭富城头’，就是两边头发厚重，从中间自然分开，四六分或者三七分。还有一种就是周润发似得大背头。”郑香雪告诉记者，当时还出现了发型类的书籍，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2000年到来后，大街小巷遍地都有了美发沙龙，人们也不再拘泥于规则的小卷，更青睐自然蓬松的“大波浪”，在发型的设计上更强调个性和独特。

　　“现在的人们对发型的要求就更高了，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职业、脸形等搭配发型。”郑香雪说，其实40年来发型的不断变化也表明了这个社会越来越追求个性和自由，体现人们思想理念、文化观念、生活习俗的变化。

　　记者 邹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