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邑西湖山，半为山水，半为王镃。这位宋元时代的遂昌籍诗人，和尹廷高齐名。此二人可谓诗坛双璧，难分轩轾，共同点缀了我县灿烂绚丽的文化园地。

　　王镃的生平事迹，颇为简略。据清·光绪版《遂昌县志》卷八“隐逸”载，“王镃，字介翁，号月洞，湖山人，宋末由选举授金溪尉。帝昺播迁，弃官归隐，与尹绿坡、叶柘山诸人结社赋诗，扁所居曰月洞，族孙王养端为之序。”

　　20余年前，为考订汤显祖手书的两块匾额，曾接触过此条资料。只是奇怪，地方志不以他诗歌方面的成就，将其生平列入“文学”栏目，而载入“隐逸”条，甚至连汤显祖的题匾，亦复如是。

　　汤显祖令遂昌期间，以“林下一人”题赠王镃。“林下一人”取意于唐代容州刺史韦丹寄僧灵澈诗示欲退隐，澈作诗“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酬答，对韦丹的决心，表示怀疑。汤公却借此肯定了王镃的选择，称赞他在宋室板荡、神州陆沉之际，避世归隐，保持了良好的道德情操。

　　此匾题于明万历二十六年三月，即汤显祖弃官回临川前夕。他是应遂昌王氏之请求，还是与王镃惺惺相惜，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已经难以考证。上世纪50年代初，匾额仍悬挂城内王氏宗祠，后在改建遂昌剧院时取下，毁于“文革”。现存汤显祖纪念馆的仿制品，漏掉了落款时间，仍不失为一件值得珍视的实物，见证了两位诗人相似的命运和传奇。

　　汤显祖和王镃，相距三百余年，自然不可能有直接之交往。他对王镃的了解，大抵是从《月洞诗集》中得来，读其诗，明其志，思其人。卷首有族孙王养端之序云：

　　端族……中叶有介翁讳镃者，文章尔雅，造履峻洁。仕宋，官县尉。当帝昺播迁，势入于元，即幡然弃印绶，归隐湖山，与尹绿坡、叶柘山诸人结社赋诗，扁所居曰月洞，意以孤炯绝尘，灏澒自抗，庶几乎有桃源栗里之致焉。每对时愤懑辄形于诗，所谓“山河隔古今，天地老英雄。局败棋难着，愁多酒易中”之句，往往闻者恨不得见其人，与之言衣冠礼乐之盛，声明文物之华，有如今日者。呜呼！冯道五朝，管仲再霸，后世羞之。若介翁不亦超然隐君子哉！

　　王养端，字汝推，号黄兆山人，明嘉靖年间举人。他为先祖重刻《月洞诗集》并序，是最早披露王镃隐士身份的文字。汤显祖的题词，沿袭了王养端的评价，异曲同工，且带有很深的感情色彩。

　　林下一人，既是对王镃文学成就的赞赏，更是对他为人的敬慕。现在明白了，其人诗文虽雅，最终却以隐士名世。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民族气节，重于他的学术水平。因了这样的缘故，我对王镃倍添一层敬意，驱车过湖山，总不忘临湖凭吊。他的故居，早已在建造乌溪江大坝的时候，沉入湖底，成为一片白茫茫的水域。湖面上，游艇的轰鸣声，无法唤醒长达七百年的酣睡。可是，每一次站在湖边，我的目光始终充满渴望和期待，似乎想穿透深深的湖水，看一看那座依山傍水的小镇，在一个炊烟飘散的早晨，敞开门扉，迎接衣履不整、形容憔悴、踉跄归来的诗人。

　　南宋祥兴元年(公元1278)深秋。江右古道，淫雨霏霏。王镃头顶竹笠，身负书囊，急匆匆赶路。长衫早已湿透，湿漉漉粘在身上，褪尽飘逸的风采；鞋子沾满黄色的泥浆，跌跌撞撞，狼狈如同醉汉；斯文扫地又何妨，最难受的，是山河破碎之痛。

　　大宋要亡了！

　　这一年的四月，宋端宗赵罡病死，卫王赵昺继位，年号祥兴。祥兴并没有给宋王朝带来好运，江南半壁相继沦陷，小朝廷退到了广东崖山，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天下军民的抗元之势，随着文天祥兵败江西，也慢慢沉寂了下来。江山改元，乃迟早之事。蒙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将在铁蹄和一片血污之中，建立起自己的暴虐统治。

　　国之殇，流不尽的遗民泪。

　　天灭赵宋，对王镃的打击是沉重的，倒不是因为留恋官位。论职务，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尉，九品芝麻官。他只是觉得，自己忽然之间，成了没娘的孩子。多少年来，办的是大宋差事，领的是赵家俸禄；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秦篆汉隶；衣的是水乡桑麻，食的是江南稻米；住的是泥墙瓦屋，行的是车轿舟楫……如今，将被驰马猎鹰、衣裘啖膻的元人奴役和驱使，沦落为乞丐不如的贱民，真是莫大的耻辱！大厦将倾，天地变色。哦，该走了！既然无法以死抗争殉旧主，又安能摧眉折腰事新贵？他想，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陶令采菊东篱，家虽贫，有数亩薄田，粗茶淡饭足矣！

　　归去来兮！

　　他要离开金溪了。这天晚上，一个人悄悄地出了寓所，在附近的街上走了走，作最后的告别。这座抚州府属小县城，原本商铺林立，市廛兴旺，经过一场战乱，已是满目疮痍，萧条冷落。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早早地关了家门，熄了灯。月色清冷，照着街角的断垣残壁、碎砖破瓦，更添一层凄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在寂无人声的秋夜里，显得格外孤独、无助，像自己一样，一定也是丧了家，才如此凄惶。他自嘲地摇了摇头，心里一阵苦涩，长长地叹了口气。哦，这就是金溪么？他在这地方，住了好些年头了，是承担一方平安的县尉，怎么竟变得如此陌生呢？

　　他的金溪尉，是选授的，即择优提拔的官衔。谁举荐、谁任命，当了多少时间，无从稽考。但作为一名“公安局长”，却是敬业和称职的，廉惠宽平，与众相安，名声不错。他喜欢这颗赣东明珠。这里，是陆象山九渊先生的故乡，稍远些，神宗年间的宰相王安石，曾留下过“还家一笑即芳辰，好与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兴往，相邀锦绣谷中春”的诗句，往昔亦时时诵读。说实话，要走了还真有些留恋。但无论如何，名节大于天。他生是大宋的臣民，死是大宋的鬼魂，纵然不能以身殉国，也断无和元人合作的可能。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次日一早，他冒雨离开了金溪。

　　我们不知道，这一年王镃多少岁？他的生卒年月，方志和典籍均无记述，故无法随意推断。但他即便不再年轻，却依然是个一腔热血的性情中人。人生紧要处，往往只有一步，选择之难，不是局外人能够体味的。

　　他一路急行，在贵溪登了船，溯信江而上，途经信州府铅山县，见雨势稍停，便下船直奔阳原山，拜谒辛公稼轩的陵墓。

　　稼轩一生，力主抗金，被权臣猜忌，罢官闲居信州20余年，死后葬于此，是王镃最为敬重的前辈诗人。他在墓前默然良久，想起诗人当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豪情和“却将万言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无奈，不禁感慨唏嘘、扼腕叹息！如今，先生梦萦魂绕的朝廷，苟延一隅，败亡在即，空耗了无数志士仁人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报国之心。墓道两旁，落叶簌簌，似乎也有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忧思和憔悴。亡国恨，何能忘？书生腰无三尺剑，但手中尚有一支秃笔。今后，只有桃源栗里论古今，隐逸明志了。

　　他施过跪拜之礼，洒泪而别。

　　数日之后，王镃乘坐的小船，进入湖山境内。这是初霜前后的一个月夜，晓星沉沉，曙色昏暝。舱外，乌溪江漾着波光，在夹岸的青山之中，无语西流。起早的渔民，已在江上捕鱼，听得见鹭鸶嘎嘎的叫声。江雾弥漫，远处有几间竹篱茅舍，看得不甚分明。这是离别多年的故乡，没错，是生他养他的故乡！

　　故乡，你的游子回来了。

　　诗人归隐的背后，是一段历史的痛。我们不知道，从今往后，三间草房、一湾残水、半轮缺月，如何陪伴他，度过漫长的隐居岁月？

　　湖山，地方志的版本里，是这样记载的：“在邑西七十里越王峰下，溪流潆绕，分而复合，室居壮丽，文物殷盛，又有元魁塔，明秀亭、西亭，西阻名区也。”(清·光绪版《遂昌县志》卷二“山水”)更远一些，诗人有形象生动的描述：

　　山抱重湖湖抱山，人家住在水云间。

　　若非流出桃花片，纵有渔郎空往还。

　　——贯休《咏湖山》

　　笔者孤陋寡闻，查不出湖山地名的来历。是先有诗，因了贯休的诗而得名；还是先有地名，因了地名而得诗？尚须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湖山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好山好水。

　　王镃生于斯，长于斯，像一只鸟儿，扑棱着翅膀，在千里之外，飞了一圈，倦了，终于又飞回了巢。

　　他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把家搬离了小镇。小镇有他童年的记忆，卵石子街、临街的排门屋、埠头、香樟树和树下乘凉的老人……这一切，烙着前朝印痕，看一眼，心里仿佛是针刺一般，戳心戳肺的疼痛。他在远离镇子的山麓，筑了三间草庐，题名“月洞书屋”，遁迹山林，隐居避世。

　　月洞书屋的遗址，已难寻觅。现存“月洞图”一幅，依稀勾勒了旧时风貌。画面上，山环水抱，云树苍苍，小桥流水，渔歌唱晚，景色幽丽迷人。清代嘉兴人周汝珍，与王氏后人交厚，写过一篇《月洞山居记》：

　　古来佳山水，必有隐君子居之，而其地始传……然犹未知月洞遗址之在何所也。后与其裔孙为梁上舍交，以月洞全集见赠，展卷披图，始悉湖山，四面皆水，月洞在对山之麓，窈然深藏。当日先生驾一叶舟，混迹于斯，谢绝尘世，盖深恨夫！贾秋壑之半间，而又愧为赵承旨之松雪矣。在昔，江山半壁，蕞尔难留，而月洞一图，至今尚在，即比之栗里王官何多让焉。因濡笔而为之记。

　　——清·光绪版《遂昌县志》卷二“艺文辑录”

　　是记对月洞书屋的方位、环境以及王镃在此筑庐之心境，作了简洁的记述，文笔自然流畅，感情朴实真挚，虽短小却值得一读。

　　王镃在这里，以山水为屏障，把自己和入主华夏的异族政权隔绝开来，当起了亡宋的遗民。他每天与诗书为伴，与笔墨为友，打发孤苦寂寥的时光。“自咏自书粘壁上，何须古画与名碑。隔墙风落闲花片，日日飞来入砚池。” (《月洞书屋》)是他隐居生活的写照。现实是残酷的，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撼不动元人的铁腕统治，招不回大宋的亡灵。诗中的世界，却空灵骀荡，丰富多彩。春花秋月，夏荷冬雪，鸟鸣虫唱，雨打风吹，都和他亲密无间，息息相关。门前，一条乌溪江，环绕书屋，从脚下穿过，似乎有流不尽的诗情画意。屋后，群山连绵，峰峦重叠，苍松翠柏，听不完的天风浩荡。他沉溺于此，借此忘却了改朝换代的哀痛，疗治心底的创伤。

　　这一天，好友虞君集来看他。两人志趣相同，境遇相仿，自然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醉方休。他们从傍晚直喝到天明，君集去了，帆影消失在烟水茫茫的远方，犹自恋恋不舍，挥毫写了一首诗：

　　瓦瓶担酒去，送客石桥东。

　　潮过汀沙上，船回岛树中。

　　桃花三月雨，杨柳五更风。

　　明日思君处，渡头烟水空。

　　——《别虞君集》

　　他的朋友不多，交际圈子很小，也就虞君集、尹绿坡、叶碧峰几个人。这些人的生平资料，已难查证，可能是诗友。他们和王镃相交莫逆，在山河破碎的日子里，彼此抚慰伤痕累累的心灵。王镃和新朝，像南辕北辙的马车，愈行愈远。他干脆出家当了道士，“更弃妻子，脱尘俗，筑太极道院，独居其中，与世绝往来”(王景云《月洞公传》)，以决绝的方式，眷怀故国，和统治者作了彻底的切割。

　　大元新羽士，前宋旧诗人。

　　其实，隐居生活清苦、乏味，远不像诗里写的那么美。生活不全是诗。白天，写完了诗，还得等米下锅；晚上，想着家国不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相信许多人，能够耐得一时的冷落，却又怎能忍受一世的寂寞？王镃做到了，虽是小隐，硬是真正的隐士。他从归隐到去世，活了多少年，无人知晓，但肯定是一段相当长的时光。我看过王氏后裔为先祖月洞公画的遗像，王镃拢袖盘膝，坐在蒲团上，鹤发童颜，神态安详，一派仙风道骨。这样的超凡脱俗，才有清新恬淡、冷韵幽怀的诗风。大宋无道，少了一个小小的县尉，却造就了一位杰出的隐逸诗人。

　　《月洞诗集》版本较多，据王正明先生考证，以清·光绪十三年(1887)王人泰刻本最为完整，两卷，分上下册，存诗二百二十九首。这些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体反映了诗人归隐前后的生活，其中抚时感事诗，数量虽少，思想有一定的深度。

　　国事雕零王气衰，东南豪杰竟何之。

　　云寒废殿排班石，草卧前朝记事碑。

　　沙涨浙江龙去远，天宽北阙凤归迟。

　　可怜不老吴山月，曾照官家宠幸时。

　　——《古杭感事》

　　作者身处宋末元初的战乱年代，小小县尉，位卑未敢忘忧国，字里行间，对朝廷懦弱、国运多舛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但也只能是一声哀叹，沦陷区的难民，东躲西藏，自顾不暇。

　　柯栝各西东，音书久不通。

　　山河隔今古，天地老英雄。

　　局败棋难着，愁多酒易中。

　　花前多少恨，无语寄春风。

　　——《避乱柯岩绿坡诸公以诗见寄》

　　他自己在宋室败亡之际，不得已归隐林泉，在田园生活中，忘却世事烦恼，山栖水居、时序更替、一花一草，撩拨起一颗炽热的诗心。

　　选定唐诗手自编，醒时消遣醉时眠。

　　家家云气山藏雨，处处蛙啼水满田。

　　松树倒生临涧影，竹根斜挂过墙鞭。

　　客来无可延清话，旋摘新茶瓦鼎煎。

　　——《山居即事》

　　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诗，后人评价，“五言最高，七律次之，七绝又其靡者也”，不知是否客观？有待于行家论定。我以为，他写得最好的诗，应该是归隐湖山以后的作品，其代表作是《山中》——

　　荣枯皆定数，枉作送穷吟。

　　有色非真画，无弦是古琴。

　　青松秦世事，黄菊晋人心。

　　尘外烟萝客，相寻入远林。此诗1997年被选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鉴赏辞典》。编者认为，它是作者避世心理的自我剖露，语言闲淡，意境深远，风格清幽沉郁，在宋末诗人的作品中，是一首难得的好诗。

　　《月洞诗集》问世以来，颇受坊间喜爱，不少人写了题跋和序言，予以褒扬。这些锦上添花之人，或亲、或友、或慕名、或受托，最难得的，是汤显祖的《月洞诗序》：

　　予在平昌，见黄兆山人诗文浸淫魏晋人语，而复得其先人宋月洞先生诗，殆宛然出晚唐人手。宋之季犹唐之季也。观黄兆山人序月洞云：“节操峻洁，孤炯独绝”，如律中“青松秦世事，黄菊晋人心”，“沙涨浙江龙去远，天宽北阙凤归迟”悲歌当泣，此真如司空表圣弃官居虞乡王官谷尔。绝句如落花依草，绰约茜妍；咏荆卿者，固亦赋闲情耶？世之达官贵人，往往不珍惜其祖之手泽，而叔隆重梓斯集，问序于余，月洞先生可谓诒厥之力矣。

　　——《汤显祖诗文集》卷五十“补遗”

　　序写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其时，汤氏弃官归里已三年。他是应王镃后人王叔隆之请，慨然而作。此序和“林下一人”的题词，互为补充，见证了他对王镃的推崇和敬重。两位隐士，一代诗人，数百年后，竟然以文字神交，既为邑西的湖光山色，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也为遂昌文化史，谱写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