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汤显祖诞辰460周年。

　　他与西方的莎士比亚齐名，被誉为东方戏圣。我们应当隆重的庆贺一下，以表达对这位文化巨匠的敬仰和思慕之忱。

　　汤显祖，字义仍，一作义，又作义人。四十九岁自署清远道人，以所居清远楼得名。五十岁号海若士，一称若士。晚号茧翁，以示不复再出之意。他诞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农历八月十四日，公历为九月二十四日。他的出生，给临川汤家带来了喜悦与期望。据《汤氏宗谱》之《若士公传》：“生而颖异不群，体玉立，眉目朗秀。见者啧啧曰：‘汤氏宁馨儿’。

　　五岁能属对，试之即应，又试之，又应，立课数对无难色。”“五岁能属对”，可谓神童。

　　临川之汤，世代书香。高祖峻明公，邑庠生，藏书四万卷。曾祖廷用公，生有隽才，为名诸生。祖父懋昭公，读书过目不忘，作文顷刻立就。父尚贤公，弱冠就饩于邑庠，建家塾于城内唐公庙侧，立文会书堂于文昌门外。家学渊源，这对汤翁之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万历十一年(1583)，汤翁考中进士，先在礼部观政，次年(1584)开始，先后在南京、徐闻、遂昌做官。在南京，历任南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五月因上《论辅臣科臣疏》评击时政，被诏切责，降为徐闻典史。南京是留都，在此为官，无所事事，徐闻的任期不到一年，而遂昌的五年则是他从政生涯的重中之重，不仅实践了政治理想，又是文学创作丰收的时期。值此诞辰460周年之际，评介他这五年的事迹，是“汤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汤翁之来遂昌，名为“量移”。

　　所谓“量移”，是指贬谪远方的职官酌情移近安置。南礼部主事正六品，而典史是知县之属官，无品秩。据《明史职官志》：“以带俸、添注寄恩冗。”实为安插人员之冗官。徐闻在广东的最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由正六品的南礼部主事降为无品秩的徐闻典史，当然是贬谪。知县正七品，而遂昌至北京比徐闻近，由徐闻典史改任遂昌知县，是“量移”就不用解释了。

　　据光绪《遂昌县志》之《遂昌县相圃射堂记》：“今上二十有一年三月望后三日，予来遂昌。”这是汤翁到遂昌上任最确切的记载。他在这里整整五年，主要的业绩是重农和兴教。遂昌是浙西南的山区，当时居民以农为本，农业是其生活的根本来源。作为县官，奖励农耕是其核心方略。翻开拙编《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第一首诗就是《初至平昌与苏生说耕读事》，内云：“新岁班春向谁手，许君耕破瑞牛山。”班春即颁布春令，瑞牛山为县城隔溪之眠牛山。看来，汤翁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新春都要在眠牛山麓举行班春大典，发春鞭，插春花，赏春酒，鼓励农民勤于耕作，而启明楼的钟声慢十八、紧十八、十八又十八，催人早起，劝人奋勉，为其重农政策呐喊助威。据史料记载，除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因上乙未之计在京，二十六年(1598)因上戊戌之计并向吏部告归不在遂昌之外，他在遂昌首尾六年，就曾举办过四次这样的活动。其《迎春口占二首》、《班春二首》、《丙申平昌迎春，晓云如金，有喜》、《丙申平昌戏赠勾芒神》、《丁酉平昌迎春口占》等诗篇可作佐证。《牡丹亭》第八出《劝农》中的插花、打鞭、赏酒等等，几乎与汤翁在遂昌的重农措施不谋而合，戏剧中的南安太守与现实中的遂昌知县何其相似乃尔！今录汤翁的《班春二首》以飨读者：一今日班春也不迟，瑞牛山色晴雨时。迎门应带春鞭去，更与春花插两枝。二家家官里发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是新年。

　　2009年以来，县里每年春天都要举办“汤显祖文化·劝农”节，今年(2010)则以“班春”为主题，这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汤翁治遂功绩的开端，若能持之以恒，定当春华秋实。

　　关于兴教，县城隔溪眠牛山麓即其创办书院之遗址，书院名相圃，“殆欲诸生有将相材焉”(汤显祖《相圃书院置田记》)。他希望遂昌“黄槐丹桂间多得一二人，正不必皆临川桃李也”(汤显祖《与门人叶于阳》)。据县志，前令钟宇淳曾在此创屋三间，汤翁莅任后扩建为三十间，每间可坐生徒二人，合之可坐六十人。书院另有射堂，以供练习骑射。射堂后面有潭，故名射后潭，这一地名沿用至今。2008年，县里计划在此兴建汤公园，已付诸实施。据《2010年遂昌县重点建设项目实施进度表》，该园计划用地三十七公顷，总投资九千六百万元。规模之大，不仅空前，当能绝后。我建议，在此兴建汤显祖纪念馆，这是很有意义的，县汤显祖纪念馆至今借用文物保护单位“陈家大屋”办公，这不是久远之计。为了办好教育，汤翁常去书院为诸生讲学，并选辑《千家诗》以供教学之用，创建尊经阁为遂昌藏书专设珍藏之所。

　　这些，都是有文字记载的。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汤遂昌显祖》云：“用古循吏治邑，纵囚放牒，不废啸歌。”遂昌县志亦辑录汤翁的《除夕迁囚》和《平昌河桥纵囚观灯》这两首诗，我为此写过《汤显祖纵囚观灯的河桥》、《汤显祖的纵囚观灯和迁囚度岁》这两篇文章，均见拙编《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卷之五。除夕合家团聚，元宵大闹龙灯，这是中国的传统习俗。汤翁尊重民间习俗，让囚犯与家人团聚和在河桥观赏龙灯，这充分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我的文章对纵囚、迁囚分别作了评介，并对济川桥即河桥之说作了辩正。此说王馨一倡导于前，追随者附和于后，这是错的。

　　现遂昌主管单位已作改正，把遂昌三中大门前的碧澜桥作为纵囚观灯的遗址，并竖立标志。我赞同这个意见。

　　汤翁在任时，达观、屠隆先后来访。达观即释真可，号紫柏，俗姓沈。吴江人。有《紫柏老人集》行世，浙图古籍部有藏本。他是明末的佛学大师，很有学问，亦有品节。他曾发誓：“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后竟圆寂狱中，这是一个悲剧。达观认为汤翁有“慧根”，能渡之出世，故为之取名“寸虚”。他跋山涉水到遂昌来，当与此有关。达观来访时，在北郊妙智禅堂小住，曾登临唐山寻访贯休遗迹，汤翁陪同。贯休结庵唐山十四年这是传说，并不真实，可查阅拙作《贯休与唐山》(《遂昌历史·人物·其他》)。屠隆是末五子之一，有才子之称。他来遂昌，一是看望朋友，再是游山玩水。他到过遂昌的青城山、白马山、含晖洞等，近郊的妙高山、飞鹤山、眠牛山更不在例外，均留下篇什。松阳知县周宗邠听说“纬真子”(按，即屠隆)来了，急书走迎之。屠在松阳看到《松阳县志》的《追魂碑歌》，故有《读追魂碑歌》之作。屠此行原想顺道游览浙东诸名胜古迹，忽念太夫人而返棹，汤翁在北界九华馆设宴饯别。

　　汤翁以《四夢》著称于世，而《四夢》中的《紫钗》、《还魂》与遂昌有关。《紫钗》的初稿名《紫箫》，万历初年作于临川，未成而是非蜂起，搁置未续。后官南京，续成之，易名《紫钗》，至遂昌改定并作题词。汤翁的代表作《还魂》脱稿于遂昌，归临川后润色改定并公之于世。《四夢》以《还魂》成就最高，《紫钗》次之，《南柯》、《邯郸》系晚年所作，俱言仙、佛，实为强弩之末。汤翁在遂昌改定《紫钗》、草成《还魂》，实与遂昌有缘。

　　汤翁初来遂昌，恰逢遂昌著名的历史人物项应祥在家养病之时。应祥，字元芝，号东鳌。家住县城北街文明里。万历八年(1580)进士，累官至应天巡抚。汤、项之交，有传说，也有史实。传说广泛流传于遂昌民间，至今父老乡亲仍作茶余酒后之谈助。有的研究者据此而作交恶之说，我为此写过《项应祥的传说及其他》，见拙作《遂昌历史·人物·其他》这本书中，兹不赘。据史实，万历二十二年(1594)一月，汤翁在明伦堂后创建尊经阁，项为之作《平昌汤侯新建尊经阁记》(见光绪《遂昌县志》卷之一及项应祥《醯鸡斋稿》卷之四)，内云：“甲午春王正月，邑侯创尊经阁成。广文先生杨君士伟、黄君继先、夏君蓟率多士相与征余言为记，余以病弗娴笔研辞。三君起曰：(节)侯弱冠以博洽声驰宇内，其文炳；甫入仕抗疏大廷，权贵辟易避三舍，其节昭；顷以迁官客下邑，且谓侯将传舍之。侯谆谆民瘼，而尤注意黉序，殚厥心焉，其政勤。尝瞰鸣琴余暇就侯，唇吻则滔滔若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论渊以博。是文章、节义、政事、言语，侯以身兼之。(节)”按，县志与《醯鸡斋稿》个别字、句有出入，今从《醯鸡斋稿》。又，光绪《遂昌县志?艺文》乾隆教谕赵金简为《醯鸡斋稿》重刻本所撰之序言云：“故当时如汤玉茗、袁中郎诸诗翁，眷眷顾念。”从上述资料看来，汤、项并无芥蒂，关系是融洽的。《玉茗堂尺牍》有《复项谏议征赋书》，《醯鸡斋稿》有《柬汤明府》，这次书信往复是因汤翁在遂昌的征赋而引起的。征赋是县官之职责，这是奉命行事，无可厚非。但当时的征赋是“带征”，所谓“带征”，是征收当年的田赋之外并追缴陈年的积欠。这种以新带旧的征集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并不是惠民政策，我在《关于汤显祖在遂昌的征赋》(见《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卷之五)一文中已作评介。徐朔方认为“征赋之后，汤、项产生隔阂。”此说可议，《复项谏议征赋书》结尾云：“俟玉体平，当以卮酒过从，庶觉我以皇道，广我以世资耳。”如果“产生隔阂”了，还能够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婺剧《汤公除霸》和王馨一的“子不嫌母丑”之说均对汤、项之交作过不实的宣扬。项应祥与其父项森均入祀遂昌乡贤。遂昌乡贤十三人，项氏占其二。横行不法、称霸一方者是不能入祀乡贤的，这是常识。

　　万历二十四年(1596)，汤翁在遂昌头尾四年。他在《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的诗中写道：“即事便成彭泽里，何须归去说桑麻。”由此看来，他已把遂昌当作第二故乡了，久而不想离去。然而，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的美夢。同年12月，神宗“迁太监张忠往山西，曹金往两浙，赵钦往陕西，各开矿”(《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酒、色、财、气俱全的皇帝。由于连年用兵，府库匮竭，加以两宫三殿之灾，营建乏资，矿税由此而大兴。矿税给遂昌带来了一场大灾难，邑人项应祥云：“至敝乡采矿一节，近见曹竖疏报七十三处，令人发上指冠。不佞于修省疏中极陈剥削酷烈之害，亦不见报”(《醯鸡斋稿》卷之六《柬冯文所少参》)。一个山区小县，如此大面积的开采，“地无一以宁，将恐裂”(汤显祖《寄吴汝则郡丞》)。收获呢？“敝乡黄岩一洞(笔者按，即现在的遂昌金矿)，车戽三年，杳无底绩”(项应祥《醯鸡斋稿》卷之六)。当时，全县的青壮年男子几乎全部被驱迫到黑暗、潮湿的矿洞里去，他们做牛做马，冻死饿死，有的还被活埋在矿洞里连骸骨都找不回来，康熙县志就有“石崩毙百余人”的记载，1976年，遂昌金矿挖开一个老矿洞，就发现许多死者的骸骨。汤翁《感事》诗云：“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这是有感而发的。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于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上戊戌之计时，就向吏部告归回乡了。目前，“汤学”同仁都认为汤翁之离开遂昌是“弃官”或“挂冠”，并不符合当年的实际情况。张师绎《祭故祠部郎临川汤若士先生文》云:“因病乞长假而去之。”师绎长期在江西做官，与汤翁父子均有交谊，祭文又是面向死者的英灵宣读的，应当真实可信。按，“因病”这是托词，“乞长假而去之”才是事实。“乞长假”相当于现在的留职停薪，有机会可以复职。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万历二十五年(1597)夏、秋之交，汤翁曾有温州之行，时同年刘芳誉恰为温州知府，曾有意给汤翁调离遂昌，去做他的副手(府丞)，此行当于此有关，但结果没有成功，这就坚定了他告归的决心。

　　汤翁在遂昌五年，“行可质天地鬼神，文能安民人社稷”(郑怀魁《遂昌相圃汤侯生祠记》)。作者是万历处州知府，他的评语是精当的。汤翁在任时，不摆做官架子，故“戏叟游童，时来笑语”(汤显祖《答佘内斋》)，并力争为吏民办好事，办实事，遂昌为之建立生祠，画像以祀，并入祀名宦，这就不奇怪了。康熙知县缪之弼，崇仁人。崇仁与临川同属抚州，与汤翁“生同乡、志同道、官同方”(缪之弼《遂昌县遗爱祠记》)，为了纪念汤翁之业绩，在县城小学路兴建遗爱祠。遗爱祠俗称汤公祠，它是当时的汤显祖纪念馆。建国前，这里香火不绝。光绪知县乐桂荣，亦临川人氏，为该祠撰写联语云：“先后两临川，我惭时政疏虞，难媲昔贤褒众口；古今同邑宰，公独名祠巍焕，尚留遗爱结民心。”现遗爱祠毁，“文革”时联语亦毁，仅存门亭及门墙，因为是文物保护单位，得以留传下来。1994年12月，遂昌汤显祖纪念馆建成并开馆，江华东撰写了《遂昌汤显祖纪念馆记》及楹联，《记》见拙编《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卷之五。联语云：“万古传奇，千秋诗曲，绝唱还魂传世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长留遗爱在平昌。”江时任遂昌县长。乐桂荣与江华东，是遂昌不同时期的“父母官”，“尚留遗爱结民心”、“长留遗爱在平昌”，这是二十三万遂昌人民的共同心声。在“遗爱”上多下工夫，多作文章，为“汤学”在遂昌健康地向前发展而努力，这是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