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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魂总关情

——从《倩女离魂》到《牡丹亭》解读“至情”

2010-12-01 08:54:42 来源: 中国遂昌新闻网 作者: □黄雅娟 编辑: 李晖

  摘要:《牡丹亭》和《倩女离魂》是中国古代戏剧创作的优秀作品,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着相同之处。最为明显的就是都借用了“魂”来表现女主人公的“至情”,都是利用了幻化的东西来体现主人公的欲求。情与礼、理与欲这冲突的两极,由现实中的对峙到幻境里的和谐,构成戏剧冲突的全部内涵,可以称之为东方古典式的人鬼情未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则更是将“至情”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越了本人所身处的时代。

  关键词:魂梦境幻化至情

  《牡丹亭》和《倩女离魂》是中国古代戏剧创作的优秀作品,从创作的时间上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要早于汤显祖的《牡丹亭》。《倩女离魂》的故事脱胎于唐代陈玄佑的传奇《离魂记》,讲述了王宙与张倩娘离奇的爱情故事。

  王、张两人本为表兄妹,青梅竹马。张倩娘的父亲张镒十分喜欢外甥王宙,曾多次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对青年男女渐渐地把戏言当真,郎才女貌,互相钟情。但是张父后来却要将女儿嫁给他人,王宙悲伤地远走他乡,倩娘郁郁寡欢,一病不起。令人称异的是,倩娘的魂魄却跟随着王宙,两人居蜀中长达五年之久。五年后,夫妻归省张家,倩娘肉身与魂魄合而为一,实现了现实当中的大团圆。

  这一传奇生动地演绎了传统文化当中天人感应的观念。天人感应,这一哲学术语由西汉的董仲舒最早正式提出,但是其思想源于中国先秦哲学,并且早在上古的传说中就有所体现了。经过董仲舒的发展,逐渐演变成系统的神秘主义学说。董氏认为,天和人是相通的,并能够相互感应,上天能干预人事,反过来,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亦能感应上天。董氏把天视为至上的具有人格化的神,如同西方的上帝,认为天子如果逆天而行,上天就会以地震、干旱等灾害的方式对之进行警告和惩戒;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鼓励。天人感应的思想在贯通整个封建时代,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层次,当然也会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

  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一再地出现魂魄游离肉体之外和起死回生的故事情节,男女主人公往往就是借助神力或者其情可悯,使得原本在生活中已是悲剧的爱情,有了虚幻这只推手,变成最终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美满结局。“至情”感天动地,具有超凡的能力。

  《离魂记》流传到了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成功地将《离魂记》改编为元杂剧《倩女离魂》,以戏剧的形式演绎了“至情”这一主题,最终当然还是民间市井喜闻乐见、符合百姓诉求的大团圆结局。

  但是,《倩女离魂》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和《离魂记》相比,均有较大的变动。比如说,一对两小无猜的表兄妹,改作由双方父母指腹定亲的陌生男女;男主角由痴情书生改造成醉心功名且循规蹈矩的礼教信徒。而倩女之父摇身一变,成了坚持“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的老夫人(和《西厢记》莺莺之母何其相似)。全剧以闺阁淑女张倩女离魂寻夫为线索,用超现实的幻想手法成功地塑造出一位冲破礼教的禁锢、大胆追求自主爱情和婚姻的贵族小姐形象。这一点,可说是《倩女离魂》杰出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但是,剧中王文举却是一个不知情为何物不解风情的酸腐秀才,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禄蠹,一个恪守纲常礼教、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的软骨虫。这个形象与陈玄佑笔下的王宙相比,要差好几个档次。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爱情戏里,写人魂分离的剧作不在少数,《倩女离魂》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它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时人所称道,而且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就深受其影响。明末清初著名戏剧家孟称舜曾说:“昔时《西厢记》,近日《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兼之者此剧乎!《牡丹亭》格调原祖此,读者当自见也”①。从《西厢记》写梦,到《倩女离魂》的离魂,再到《牡丹亭》的死而复生,写尽人间有情人有情事,构成了中国古典爱情戏剧浪漫主义萌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牡丹亭》的问世,将“至情”推向了最高的境界。

  《牡丹亭》又名《还魂记》(从“离魂”到“还魂”,本身就是大大的进步),作者汤显祖,明朝江西临川(著名的才子之乡)人,才华卓绝,学识渊博,这一五十五出的传奇戏剧,让他永远彪炳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史和剧坛。

  《牡丹亭》的男主角是一介穷书生柳梦梅,梦见在一座花园的梅树下立着一位佳人,说同他有姻缘之分,从此经常思念她。南安太守杜宝独生女丽娘,天生丽质,正当妙龄。父亲给她请了一个腐儒陈最良,教她读书,立志要将女儿培养成知书达理的闺阁淑女。她由《诗经·关雎》章而伤春寻春,在丫鬟春香的怂恿之下,偷偷游玩了自家的花园(自家花园还要“偷偷”,封建礼教的禁锢可见一斑)。观之不足的春色,掀起了她内心的波澜,吹皱一池春水,也唤醒了少女的纯情。在昏昏睡梦中见一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虚幻的梦境杜丽娘惆怅不已,少女的青春时节,却要独守深闺,被迫关住满园春色。现实的压迫感和强烈的欲求,让她愁闷消瘦,竟一病不起。她在弥留之际要求母亲把她葬在花园的梅树下,嘱咐丫环春香将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其父升任淮阳安抚使,委托陈最良葬女并修建“梅花庵观”。三年后,柳梦梅赴京应试,借宿梅花庵观中,在太湖石下拾得杜丽娘画像,发现杜丽娘就是他梦中见到的佳人。杜丽娘魂游后园,和柳梦梅再度幽会。柳梦梅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妻,前往临安。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看到杜丽娘的坟墓被发掘,就告发柳梦梅盗墓之罪。柳梦梅在临安应试后,受杜丽娘之托,送家信传报还魂喜讯,结果被杜宝囚禁。发榜后,柳梦梅由阶下囚一变而为状元,但杜宝拒不承认女儿的婚事,强迫她离异,纠纷闹到皇帝面前,杜丽娘和柳梦梅二人终成眷属。

  传奇只是传奇,谁都知道,人死不能复生,欢欢喜喜的大团圆结局反而给全剧加了重重的一笔悲剧色彩。因为当人们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依托于虚无缥缈的幻境,借助这种根本不可能的情境或者神力,来达成心愿,获得心灵上的安抚和慰藉。倩女的魂,丽娘的梦,都是这样一种希求。一个是梦(或魂),一个是身,一个在幻化的自由天地里纵情游荡,一个却在现实的囚笼中受尽苦楚受尽煎熬。两部作品都是采用虚实结合,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梦(或魂)代表着理想,代表着女主人公的希望,而身则代表残酷的现实,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互相映衬着。这一幻化与写实相结合的方法,看似荒诞不经,但却蕴含着作者深深的叹息。两位作者都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理念,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封建礼教禁锢下的青年女子沉重的精神负担和对自由爱情的强烈追求,表示深深的同情与理解,并不遗余力地盛赞这样的追求。尤其是汤显祖。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乎②!从惊梦到寻梦再到梦圆,得到现实之中的美满,杜丽娘的灵魂经过了苦痛的挣扎和煎熬,走过了前生、今生、来生的轮回。情和礼,欲和理两个终极在不断地朝反方向撕扯着她。她的一病不起,表面上看,似乎是礼和理的胜利(以摧毁肉身的方式),而事实上,情和欲却并没有因此而寂灭,她的灵魂并没有停止对之的渴望和诉求。灵魂不死,肉身不坏,死了三年的杜丽娘,最终求得所梦者而还魂,得到了重生。丽娘的一生一死皆关情。而她的死而复生,宣告了情与欲获得最终的胜利,如凤凰涅槃一般,获得了新生。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宣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③。”汤公认为这种一往情深﹑超越生死的感情不同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男女恋情,而是“情之至”,至,即最也。所谓“情不知所起”,是指这种“情”是与生俱来,人性中本身携带的,不需要任何具体缘由,也没办法用什么理由来解释的,而这恰恰是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家革命的对象(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个问题);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则是指这种“情”不受世俗的束缚,没有理法和礼数的钳制,完全来自人心深处,具有超越生死的绝对自由性,即是所谓“至情”。可以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既是《牡丹亭》情爱思想的主旨所在,也是汤显祖本人有关至情思想的明确宣言。

  汤公之后,吴下才子冯梦龙也为“情”做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工作: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义。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起来演法④。

  冯氏将“至情”推向又一个高度,他笔下的“情”简直是主宰一切的超能力,天地的形成,万物的生长,人情的疏密,道德和伦理,无不是仰仗“情”而存在的。难得是知音,汤公若知此,一定倍感欣慰吧。

  值得一提的是,汤公在塑造杜丽娘这个光彩照人的“至情”女性形象的同时,也把柳梦梅塑造成了“至情”的人物。柳梦梅原叫柳生,后来做了一个梦(又是梦),梦见梅花树下站着一个美人,梦中人告诉他,你遇见我,才有姻缘之分。柳生为这么个“荒唐”的梦,竟然改名为“梦梅”,可不就是情痴的表现?就像现在一些小伙子,为了表达自己对心仪女孩的爱意,在身体上纹上她的名字,名字和纹身一样,都是深深的烙印,如影随形。柳梦梅的梦,正是他本人对美好纯真爱情的诉求,他用改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在那个理学盛行的时代,这点本身就难能可贵的了。而且,柳梦梅不像《倩女离魂》中王文举,一门心思的功名利禄当官显达,他对考取功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谩说书中能富贵,颜如玉和黄金那里?贫薄把人灰,且养就浩然正气”⑤,世世代代学子十年寒窗苦读所追求的目标,在柳梦梅那儿竟是个“灰”字。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柳梦梅的认识,正流露出汤公对明朝中叶科举考试以及官场腐朽黑暗的愤慨。汤显祖二十一岁考中了举人。可以说是少年得志,按照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一帆风顺的了。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朽不堪,上层统治集团借视选拔人才为儿戏,不以才学论人,营私舞弊,所以,才华出众的汤显祖三十四岁的时候才以第三甲的低名次考取进士。宦海沉浮,宦途坎坷,官场的腐朽黑暗,他洞若观火,深恶痛绝,终于四十八岁时(1598年),本该是大有作为的年龄,却向吏部递送辞呈,也不等批复,就扬长而去(对官场毫无眷恋),选择了急流勇退,淡泊守贫,表现出了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由是观之,汤公实在也是个“至情”之人。

  恰是“至情”之人,又兼才学绝代,多才惹来多愁,多情便有多忧。所以,在热情讴歌“至情”的同时,汤显祖的内心中有着没有办法解除的疑惑:为了无愁无忧,免去七情六欲带来的种种烦恼,不受贪嗔痴“三毒”的困扰,人们往往会利用种种方式,比如以戒定慧去游离于“情”,了断“情”,追求一种“无情”的境界。可是对于澎湃而至、与生俱来的情感却常常表现得无可奈何,难以遏制。很多时候,即使心中的情感已经非常淡薄,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完全消失殆尽。

  正如汤显祖在诗中所写的:无情无尽恰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⑥。要想让月中无影,让水中无波,都是办不到的。同理,要想真正从“多情”解悟到“情尽”,也是难以企及的。如何在虚幻的现实世界中确立人性的真实和肯定自我的存在,做到真正的“至情”与洒脱,这才是汤显祖所孜孜以求的哲学命题吧。

  注释:

  ①(明)孟称舜《新镌古今名剧柳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明)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诗文”卷三三,页1153

  ③(明)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诗文”卷三三,页1153

  ④(明)冯梦龙《情史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页

  ⑤(明)汤显祖《牡丹亭》,翁敏华、尤华评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五页

  ⑥(明)汤显祖《江中见月怀达公》,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诗文”卷一四,页581。

  (注:本文为“我读汤显祖”征文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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