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纪末，中国儒家思想中消极代表们还在伤感美好的《桃花源》不可得，整个西方世界还沉醉在有纲有领的《乌托邦》虚拟境界的时候，中国南方一块偏僻的弹丸之地上正在发生一个奇迹——一个陶渊明所幻想的类似桃花源的农耕社会正在形成，那就是世界戏曲大家汤显祖治下的遂昌。虽然这稀世婴儿只存在了短暂的5年，而且从进步实质上说它还只是量的积累，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是，比起225年之后的西方“巴黎公社”(存在不到60天)可是现实多了。

　　人们不禁要问，在人类生存矛盾日益突出的大环境里，为什么“仙县”现象能够孤立地在遂昌存在？这个横空出世的“仙县”到底由哪些要素构成？答案理应从历史的角度去寻找。但是，这一奇迹是汤显祖创造的，他在治理遂昌的五年中除了政绩外，还留下了大量以遂昌风貌为题材的诗文，诗是文人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所谓“诗言志”。180多首诗、95篇散文在给我们带来艺术享受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执政与政绩之间因果关系的信息。

　　本文尝试从汤显祖遂昌诗文入手，对“仙县”现象为什么能够在遂昌孤立存在，它有哪些成因和要素等问题展开探索，期望引起更多历史学者的关注，以丰富我县的历史文化内涵，服务于遂昌经济。

　　一、地处偏僻是仙县桃树扎根的土壤

　　汤显祖于明朝万历年间治理遂昌，此时的大明政治正在走下坡路，内部党争激烈，矛盾四起。而经济、文化却借机繁荣起来。作为弹丸之地的遂昌，在版图上远离京都朝廷，在地方上又远离省、郡政治中心，加之原本就域小、民稀、赋寡，太平之岁朝廷尚且无暇顾及，如今多事之秋，更是成了山高路远的统治真空，黎民一时因祸得福。

　　当时的遂昌情况一是文明教化落后。虽然在此之前的宋、元、明三代在外做官并著书立著的士子就有龚原、王镃、尹廷高、郑秉厚、项应祥等众多名流，而在遂昌本土却是“藏书无有”、“学舍无有”；黎民则是“质以野。其氓既旷于法物只听，而吏于斯者亦无以与于文章之观。”教化空白可想而知。

　　二是县域狭小、偏僻，山高皇帝远。地域之小，乡民妇孺皆知，对于一位从京都、南都、徐闻一路过来的胸怀经世韬略的汤显祖来说就更要发其“斗大”、“厄仄”、“鄙邑”、“僻瘠”之叹了，搜索汤显祖遂昌诗文，形容遂昌县域狭小、偏僻的典型词语有七、八种，如：“鄙邑得之，号为盛事”;“斗大平昌，一以清净理之”;“遂昌厄仄，何得秣之子之马”;“遂昌斗大县，赋寡民稀，故学舍、仓庾、城垣等作俱废，非生稍修制，逮殆成县”;“雷阳归，得憩此县，在浙中最称僻瘠”等等。

　　三是遂昌地貌多山，道路蜿蜒，交通艰难。汤显祖的形容是“遂昌为括苍郡西南邑治。万山溪壑中……绵迤奥绝，缓急猝不可檄制。地少田畜……多隐民焉。”可见遂昌是山峦涧壑纵横，在以走马传邮通公文的时代，中央的政策精神是难以凑效的，于是在特定时期就成了民生繁衍，飘逸者归隐的天堂乐土。

　　二、文明教化培育出了仙县桃花的种子

　　一块土地能否生长出某种生物，决定因素是种子基因。天赋有才的汤显祖连做梦都想有一方施展政治抱负的用武之地，一旦被“量移”到遂昌，蓦然发现，这里竟是一块可以生长“仙县”桃源的风水宝地。于是将心中绸缪已久的经世方略倾注在这块鸿蒙开天以来未曾亮丽过的土地上，开始了“仙县”桃源的基因实验。

　　——办学兴教，传播文明

　　昧化愚民，返璞归真虽然是统治的途径之一，但毕竟是落后的现象，不是儒家教化兴社稷的宗旨。苦于遂昌连个学馆、学官都没有。好在“尝闻殷曰序，如见孔之墙。”孔圣庙存在，说明这里原先并不乏读书学文的风气，而且市井里巷也不乏读书赋诗之人，只不过方式是耕读而已。于是一吏制檄，四方响应，几经筹划，“礼乐在平昌，诸生立射堂。”一座有模有样的相圃书院建成了，分为习射、诵读两部分，地点就在县城南溪南岸的眠牛山下，设施、主管、师资一应俱全。从此，“平昌有天地四方也”。为文的，“文圃竹书翻”；习武的，“射堂樽俎合。”山城小县掀开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教化新篇章。

　　“乡心锦水抛何得，正借文翁韵讲堂”；“郑公文字诸生礼，时一看碑到射堂”；“君子山房月倍清，涓涓怜与读书明”；“别有书声隐岩壑，尽日停云心未央”；“君子山前营射堂，琼林桂苑随穿杨”；“寻常好插东南剑，谁傍秋霄一挂弓。”这是相圃书院中教和学的情景。

　　“射堂走马才开帖，官舍闻莺有报章。”这是令人鼓舞的教学成就。

　　“入国传经语，观风展德伦。第令周氏贵，始识汉儒尊”；“何来作赋云林客，为看鸣琴星宿郎。”这说的是文化对人的陶冶作用。

　　“此地悬知猎凤麟，我来初作射堂新”；“戢戢鲁诸生，何时射邹峄？”；“诸生异日逢夫子，还是弯弓与扣轮。”这是兴学县令对于莘莘学子的豪情与期望。

　　“远意桑蓬色，清歌蘋藻香。有鹄求臣子，为侯应帝王”，“侵云岭高虎吟啸，生波洞远龙回翔。手抉奇云赠双美，看汝雄雄谁激昂。”这是学生学到炉火纯青时对于社会的效用。

　　在汤显祖遂昌诗文中，仅诗歌部分出现“相圃”、“射堂”、“书院”等与遂昌教育有关的词语共有18次。

　　——劝农稼穑，温饱其身

　　汤显祖以班春为题材的诗歌不愧为中国劝农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是由县令、仙县实验者和儒家经世者的多重身份所决定的。同样是鼓励农耕，汤显祖的劝农诗全然没有隐身遁世的消极思想，更没有为作诗而造境的动机，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都是出于对农耕前景的期望和对眼前劳作场面的陶醉。虽然汤显祖诗歌中此类内容为数不多，形制也较为短小，但却是汤诗中可以与其昆曲精彩片段相媲美的光彩篇章。

　　“杏花轻浅讼庭闲，零雨疏风一往还。新岁班春向谁手？许卿耕破瑞牛山。”这是春的音信：春天来临，可以播种希望了；这是春耕的号角，是新春第一犁。

　　“唤起春牛更莫眠，吴皋春雨杏花天。他山种树能多少，留作陶家酒米钱。”这是劝耕：在这样春雨杏花的大好时节，让肥沃的土地徒长植被不如将其开拓耕种，待秋天来临，温饱就有保障了。

　　“村鼓坛神六日招，豚肩斗酒去安苗。儿童逐手争抛食，社长分头看插标。”这是一幅男女老少带酒负食、耕地栽苗、统计劳动成果的欣欣向荣场面，乡民即使田间劳动都带着酒食，这无疑是古代无忧无虑农耕生活最典型的写照，是前无古人的描写。

　　“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这是人们向官员领取象征春耕动员令的春鞭、犁地耕种、接受奖励、心花怒放的情景。

　　“仙县春来仕女前，插花堂上领春鞭。青郊一出同人笑，黄气三书大有年。”这是从眼前的春耕景象抒发对未来五谷丰登愿望的憧憬。

　　“春到平昌立四年，勾芒迎在土牛前。也知欲去河阳宰，为与催花蚤一鞭。”这首诗将春耕动员改成了立春祭春神。古代颁布春耕令一般都在元宵节之后，今年汤显祖一改往年惯例，将班春改成了祭春神，时间则从元宵后提前到了立春，这是因为诗人想到自己在遂昌任职已经四年，萌发了随时都可能离开遂昌的预感。

　　——推行仁政，惠及囚犯

　　为了实现社会治理，汤显祖效仿古代良吏，在春节期间让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放他们上大街去观灯。“除夕星灰气浊天，酴稣消恨狱神前。需归拜朔迟三日，溘见阳春又一年。”大年在即，案犯在牢人心思归，按常理，严加防范尚唯恐不及，这新来的县令却异想天开地放其回家团聚。“绕县笙歌一省囹，寂无灯火照圆扃。中宵撤断星桥锁，贯索从教漏几星。”在花灯如海，游人如潮的闹市区纵囚观灯与放虎归山没有区别。若没有平时的众望所归，即使胆识再高也是冒险行为。难怪朋友姜耀先来信奉劝：“纵囚观灯，恐有得间者”。

　　三、无为而治氛围形成仙县桃原生长的气候

　　无为而治是道家修行的基本方法，也是其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其核心理念是提出无论修心还是处事都要按自然规律进行。无为而治并不是放手不作为，而是更科学、更高意义上的行政作为。因此古代把善于治理者的县衙美其名为“琴堂”；社会治理好了，诉讼案件自然减少，于是本来日理千机的县衙只有断断蕉啊鹿啊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县衙无事就被美称为“有蕉鹿”。

　　为政者三句话不离政绩，一本《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单是诗歌部分中涉及“琴”、“蕉”、“鹿”的就有26首，占全部诗歌的14%。其中与“琴”字组合的词语有17个，共出现25次，“蕉”与“鹿”共出现7次；而且每当出现这类词语时，其诗句总是明似夜月，澈如秋水，想必是这类事物在当时是寻常惯见，一到用时信手得来，如山泉出涧，妙笔生花。“户外烟霞回簿领，琴中山水寄情神。”琴中与户外两相对照，将诗人超然脱俗的精神状态与轻烟流霞的自然境界融为一体；“不妨仙县移琴曲，竹业樽中时往还……”一首诗十六句，只见主人公一面弹琴，一面饮酒，全然不提为政之事，然而一个让孔圣人击节欣赏的政治家形象呼之欲出；“虎槛豁已除，鹿蕉讼希有”、“庭中有讼多蕉鹿，市上无喧少斗鸡。”天灾人祸平息，县衙公堂无所事事，此时不弄弄琴棋书画又何以打发时间呢？然而，这样的理想状态既不是消极无为的结果，更不是随心所欲的盲目人治所能够达到的，唯有遵循自然规律，实行科学的机制才能够实现。

　　仙县桃花的种子落到了适合它扎根的土壤上，又恰巧遇上了无为而治的政治气候，于是这片稀世桃原终于在华夏故国的东南一隅结出了喜人的硕果。

　　四、仙令汤显祖的桃源情结是桃源生长的促进剂

　　“仙县”理想之所以能够在遂昌实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扎根于汤显祖灵魂深处的桃源情结，即汤显祖在治理遂昌的五年里，他的主观意识中始终都存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模板——桃花源。纵观汤显祖诗歌可以感觉到有两组形象总是缠绵地萦绕在字里行间，一组是眼前的仙县、仙令，即平昌县和汤显祖本人；另一组则是虚幻的桃花源及其创造者陶渊明。这样的意象在汤诗中左右逢源，比比皆是。其中以仙县、仙令等(6种)形象出现12次；以桃花源、陶渊明等(13种)形象出现34次，可谓是汤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像词语。两组形象，两相对照，可见汤显祖明显的是以陶渊明的桃花源为理想中的社会蓝本，以一个桃源理想的实践者来治理遂昌的。

　　“问俗定知松变石，登高留醉菊余花。不嫌陶令腰频折，会向平昌访白沙。”即使饮酒至醉，心中牵挂的仍然是桃源理想，只要我的“仙县”成果能够持续存在，我汤显祖即使在平昌长期向“乡里小儿”折腰又何妨？

　　“楼转松风韵紫虚，眠云夜冷昼芙蕖。山中所有应如此，直是江南陶隐居。”一个隐士或一介书生，风花雪月，卧松眠云不足为奇，而眼下的诗是一县之长吟出来的，日理千机者能对山中之物钟情至此，还无理由为他的“江南陶隐居”打高分吗？

　　如果说前一首还是从侧面反映，那么以下便是开门见山了：“仙县春来仕女前，插花堂上领春鞭”、“即事便成彭泽里，何须归去说桑麻。”前两句说一县之长带头与黎民春耕，这是为仙县现身说法；后两句则直奔主题：要赋诗抒情吗，我这里信手拈来都是桃源题裁，何必遁世归隐才有桑麻之事。

　　“自非仙令鸣琴出，谁阙秋窗玉女峰。”面对自然，县令信手抚琴，连平日里无人理会的群山峰峦也为之生色。至此，仙县桃源的形象已经有模有样了，但是诗人还未尽兴，还要把眼前与古晋的两个桃源进行比较：“经知彭泽天多水，坐厌平昌月满山”、“却笑避秦人，桃花我觑破。”一是“天多水”，一是“月满天”；一是“避秦”，一是“觑破”，前者是虚无的幻想者自欺，后者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现实，两相对照，虚实自现，境界自分。

　　最后，面对自己倾心营造的世外桃源，诗人设想即使一天离开了平昌，也会因“神仙曾做县，君子遂名堂”而感到一丝的灵魂慰藉。

　　平昌五年是汤显祖人生最辉煌的时光，也是令中国乃至世界为之震动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一个使古今中外为之梦想了上千年的理想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虽然汤显祖以经世之才治理一个斗大之县为大材小用，但是对于眼前的政绩，汤显祖仍然感到欣慰，以至于他对朋友谦虚地说：“至如不佞，割鸡之材，会于一试。小国寡民，服食淳足。……如三家村主人，不复记城市喧美。见桑麻牛畜成行，都无复徙去意。”

　　综上所述，在明末政治衰退时期，遂昌落后的区域环境条件、汤显祖的不期而至、以及他所推行的勤政、善政、仁政方略等因素相互作用，为仙县桃源在四面矛盾重重包围中独树一帜创造了条件；而此后出现的暴行止，虎患平，人性施及囚犯；县衙如琴堂，诉讼多蕉鹿；为官的，弹琴神游度词曲；为民的，负酒耕读话桑麻等等，则构成了“仙县”生动的基本要素。

　　(本文为“我与汤显祖”征文获奖作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