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遂昌县志》卷五《古迹》云：“精进院，在邑西二十五里，先名白马，宋咸平二年建。国朝康熙年间僧青云重修。宋亡时，文信国曾寓宿寺中，题诗寄慨，纸墨真迹，年久犹存。教谕陈世修题文信国墨迹后云：西郊精进寺，泉石深秀。暮春望后三日，偕毛克亭，周鹤城往游焉。信宿，禅房寺僧了悟出文信国墨迹示余，纸似罗纹，岁久尘侵，色微黑，长八寸许，阔尺余。书曰：梦破东窗月半明，此身虽在只堪惊。一春花里离人泪，万里灯前故国情。龙去想应归海岛，雁飞犹未出江城。旅愁多似西山雨，一任萧条白发生。右《夜起》一律，文天祥题并书，共六十七字。题字上有文山二字小印，书法秀硬，正气奕奕。按，公自伯颜军逃归时，二王已至福州，公间关至温州，龙去、雁飞一联疑是时作。瓯栝地连，宜经历至此，偶题寄慨，了悟宝此以镇山门，远胜金山寺之坡公玉带矣。”以下还有陈世修的诗一首，过长，不录。

　　《夜起》这首诗的墨迹，陈世修亲眼见到过，相信遂昌精进院确有所藏。世修以举人授遂昌教谕。但是这位教谕先生却缺乏辨别能力，言之凿凿，宛如实事。其实，这个墨迹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1)以《文山先生全集》之《夜起》对照光绪《遂昌县志》的所谓天祥之“墨迹”，却有歧异。《文山先生全集》中的《夜起》是原作，收入光绪《遂昌县志》的是所谓手迹，按理，不会产生歧异，为什么前者是“回海岛”，后者是“归海岛”？前者是“客愁”，后者是“旅愁”？这里明显地露出有作伪的“尾巴”。(2)天祥对其一生行踪，自诉甚详，尤其在皋亭山会见元军统帅伯颜被扣留又脱逃南归的经历，他每到一地，每逢一事，都赋诗明志，详叙始末，这是研究它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故称文山诗史。天祥南归的行踪是，入真州、如扬州、经板桥、趋高邮、抵通州，然后经海道至台州城门镇登陆，步行经黄岩到达温州。当时，二王已至福州，天祥南归的目的是追随二王，因此，他必须经海道从温州直达福州，绝对不会翻山越岭步行七八天到遂昌来。“瓯栝地连，宜经历至此”，这是不近情理的。(3)《夜起》辑入《指南后录》，系被执后关在北京监狱中写的，作为囚犯，称“客愁”是对的，称“旅愁”显然与事实不符。(4)诗中有“客愁多似西山雨”句，西山在北京，“西山霁雪”为燕山八景之一，而遂昌并无西山。诗当作于北京。(5)诗中有“万里灯前故国情”句，遂昌至温州只有数百里，天祥是江西人，江西至北京才有万里之遥。这是《夜起》作于北京之旁证。

　　据上所述，《夜起》这首诗非遂昌所作无疑。光绪《遂昌县志》关于这类不真实的记载还有一些，宋高宗册妃灵泉洞就是其中之一。灵泉洞是含晖胜境的景点之一，总面积不足10平方，怎么能举办册妃大典？而高宗实未到过遂昌。这些历史上的名人名事接二连三的在县志里出现，而且并不真实，这是什么原因？著名学者谭其骧说：“对历史上的一些名人，方志往往喜欢拉为本地人，以本地古迹附会”(《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他还举例说明：“如杨家将的故事，北方各省到处有其‘遗迹’，方志上记载的很多，十之八九都是靠不住的。五十年代我曾陪苏联专家游八达岭长城，见到有好几处竖立着木牌介绍说杨延昭在此驻守、练兵等等。弄得我左右为难，说这样写不对吧，让外国人以为我们的古迹说明都靠不住；照这样讲吧，明明是错的，因为宋兵最北只打到过幽州(今北京)城下，就在高梁河上打了败仗退回来了，宋朝的将领杨延昭怎么能跑到幽州城以北去镇守、练兵呢？”谭老又说：“又如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遗迹’，也到处都有，都见于方志，当然都是传说而已，不能信以为真。美丽动人的传说可以载入方志，但应注明这是传说，不能把传说当历史。”

　　我国现存的方志有八千多部，这是弥足珍贵的文献宝库，给我们留下大量有用的原始资料，没有这些资料，许多历史问题是很难搞清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资料是经过修志者整理、加工而成的。旧志除少数出于名家手笔之外，大多是由乡曲陋儒篡修而成的，这些人只会东抄西袭，不会认真做学问，在他们的笔下，许多事情弄得面目全非、真伪莫辨。谭其骧先生的文章还指出：“有些地方志每修一次便增加若干错误，越修越差，越修越错。”这是有感而发的，可谓一针见血。所以，我们对于旧方志中的资料，既要利用，又该鉴别真伪，切莫让这些资料牵着鼻子走。

　　是不是所有的旧方志都修得不好呢？那也不是，举例来说，余绍宋的《龙游县志》就是一部著称于世的好志书。余是知名学者、浙江省百位文化名人之一，德、才、识兼备。梁启超序其书云：“越园(按，绍宋字越园)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拙编《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有《凤凰山》这首诗，就是根据该志之《文征》辑录的。由此可知，汤翁告归回临川是在龙游凤凰山下坐船走水路的。

　　一部修得好的志书，能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方便，反之，会给我们增添麻烦。贯休没有到过遂昌，县志却有结庵唐山十四年之说。而且，卷二《山水》还有贯休《咏湖山》的诗：“山抱重湖湖抱山，人家住在水云间。若非流出桃花片，纵有鱼郎空往还。”这等于证明贯休不但到过遂昌，还到过遂昌湖山，如果不信，《咏湖山》可证。按，贯休的诗，初有《西岳集》，后更名《宝月集》，均佚。康熙时辑入《全唐诗》，它是迄今为止收集最为完备的唐诗总集。但是，我们翻检《全唐诗》辑录贯休的五百多首诗，就是没有《咏湖山》这一首。

　　《咏湖山》的抒情叙景都很贴切，非亲历其境者是写不出来的。贯休没有到过遂昌，也没有到过湖山，不可能写出《咏湖山》的诗。对此，我想起南宋诗人王镃。王镃，遂昌人。以选举授金溪尉，帝昺播迁，即弃官归隐邑西之湖山，所著《月洞吟》入《四库全书》。湖山山水相连，互为拥抱，湖山之名据此，而王镃所居之月洞，就在“水云”之间。我曾多次到过湖山，欣赏那里的山光水色，羡慕父老乡亲桃源栗里式的生活。1979年，乌溪江水库建成蓄水后，湖山沉没水底，这邑西名区已不复存在，非常可惜。不是王镃，写不出《咏湖山》，没有王镃，就没有《咏湖山》。假托贯休之诗名，讴歌故乡之胜迹，这就是县志里出现《咏湖山》这首诗的原因。

　　文天祥的《夜起》和贯休的《咏湖山》，经考证，都不是文、贯所作。《咏湖山》的作者已如上述，《夜起》的作者又是谁呢？我看，同样是王镃。涂以辀序《月洞吟》云，王镃弃官后“遁迹黄冠，颜其所居曰月洞，郁发为诗，常有不忘故君之意。”又云：“览其诗集，见忠愤之忱时时流露于楮墨间。”“不忘故君”与“忠愤之忱”就是写作《夜起》这首诗的思想基础。《月洞吟》有“沙涨浙江龙去远，天宽北阙凤归迟”句，这就是“龙去”、“雁飞”的遐想。王镃与天祥，同有亡国之痛，同有故君之思，凭借天祥之声名，倾吐忠愤之忱，呼唤更多的爱国志士起来抗争，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而奋斗，这就是王镃写作《夜起》的原因和目的。人们尊称他为爱国诗人，汤显祖赞之为“林下一人，”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由于遂昌公私藏书有限，手头资料不足，管见所及，抛砖而引玉，如此而已。

　　(项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