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出版家、版画家杨可扬先生是走出家乡成就卓著的人物，身为家乡人，对于家乡的名人自然怀着几分景仰。只是可扬先生风格朴素，名为“可扬”，实不张扬。我所知他只回过两次家，均为捐赠其版画作品事宜。因此，虽为家乡人，对可扬先生的生平却知之甚少。2010年5月，可扬先生逝世，在悼念期间，由于职业关系，需要查阅先生的生平资料，但是上网发现，一代著名人士其“百度”资料仅为几百字，几幅图片而已，其质朴风格由此可见分晓。

　　杨老逝世后，听说其女儿杨以平、女婿张子虎在着手编撰杨可扬画传，于是便托人把自己要书的想法转达了过去。

　　两周年后，我在外出途中接到张子虎先生从遂昌凯恩大酒店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家人一行要去家乡西畈乡举淤口村祭奠，把我要的书也带来了。此前举淤口村委会主任杨昌兴和国税局金光军先生已经说定，等子虎、以平来时共同赴举淤口。由于后来上海方面计划有变化，结果又来得匆促，因此便错过了同赴举淤口的机会。为此，子虎先生慎重地写了条子，把书托付给在县城工作的乡亲转交给我。

　　利用工作间隙，断断续续读完此书历时一个月。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集二史一传为一体的史料库，即浙江省文化界抗战史、中国新版画运动实践史和杨可扬画传。从风格上看，则是一部图文并茂、又非常质朴的人物传记，书名《鹤鸣九皋》，来源于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为白鹤在湖泽深处鸣叫，虽不见其身，然声音能传达到无限高远的空间。显然，诗经中“鹤鸣九皋”只是过程，其行文深意则在于“声闻于野”、“声闻于天”。作者用了前一短语“鹤鸣九皋”后，就把话题转到了副书名“杨可扬画传”上来，把后面表示效果和用意的语言省略了。由此为全书奠定了质朴的整体风格。

　　标题是一本书中具体篇章的提示，是书本内容的重要构成，无论字体、字号，一般都会设计得比内容醒目，但是，本书的设计者张子虎在标题处理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全书正文由20个篇章组成，标题与页码融为一体，不占版面空间，而且字号也明显比正文字体小。

　　翻开画传，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画面便犹如万里风云般席卷而来，继而新中国建设、文革风雨、改革开放海阔天空，人物、事件层出不穷，其中与可杨先生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是构成本书的基本内容，作者对他们都进行了真实的记录和热情洋溢的肯定，唯独对本书的主人公杨可扬先生除了直接出现杨嘉昌、阿扬、杨可扬等当时的称呼外，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褒奖的词语。

　　我不禁想，一个成就卓著的已故历史人物，他是“西畈人民的骄傲，更是遂昌人民的荣耀” (中共遂昌县委书记杜兴林语)，“他首先是中国人人格的楷模……在他的崇高人格面前，那些按常规不得不称为卓越的成绩，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语)；一本以人物经历串联风云变幻时代重要事件和人物的专著，对于其中的主人公，值得热情讴歌的地方比比皆是。为什么作者对于主人公在弥留期间“淡定自若”的细节都如实记录；而对于他一生显著的人格、贡献、成就却不作任何定论，仅以“低调、简单”，“像流水”三言两语带过，质朴到了惜字如金的地步？

　　其实，作者的行文态度是由内容决定的，所有的质朴都有充分的理由。一是由主人公的人格属性和艺术风格所规定。可扬先生人格“忠厚、诚笃、低调、谦逊”；艺术风格“拙朴、敦厚、简劲、蕴藉”，这样的为人风格和艺术风格规定后人只能以同样质朴的格调为其作传，否则就有悖于人物和历史的真实性。

　　其次是30年代初离开家乡的杨可扬先生以其精湛的木刻艺术和卓著的出版事业融进了8年抗战的全过程，而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中国文化大都会的上海，76年的事业经历，所交往的人物纷繁众多，所经历的事件交替倥偬，即使为他写个上百万字的传记，内容想必也是左右逢源的。可是现代人生活内容广泛，生活节奏紧凑，一般难以接受大部头的书籍，尤其是，这么多的珍贵史料图片需要在书籍中全面展示，于是，版面就显得局促。面对资历、史料如此浩瀚的人物，作者仅用了11万字为其作传，可见作者是如何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同时，一种对于材料和行文情感割舍的痛苦之情便可想而知。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千言万语，不如历史默默无语，所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既然主人公经历了那么多纵横捭阖的时代事件，交往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创造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业成就，那么，只要把这些事件、人物和成就展示出来，人物的光辉形象也就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本书的作者是深谙此道的，她运用了最为自然的质朴方式，实现了人物、历史和传记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