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而遭贬谪，在遂昌任上的五年，是他思想和创作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通过遂昌诗文创作这一媒介，可以完整地呈现他由仕宦步入文学之旅的心路历程。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来分析，汤显祖的心理世界集中表现出消极而无为和积极而有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说他消极而无为，集中表现在回朝、吏隐、归隐等三个方面；说他积极而有为，集中表现在贵生、惠民、善政等三个方面。本文以汤显祖文学创作的心态分析为立足点，以其遂昌诗文作品为研究载体，对这两种心态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行简要分析，对这两种心态在其作品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例证。

　　“临川一老仰清标，花下芳祠拜寂寥。贾傅立朝惟痛哭，庄生作吏亦逍遥。孤臣志业抛荒棘，仙令文章泣鬼魈。留得山城遗爱在，迎春岁岁入歌谣。”这首七律题为《遗爱祠谒玉茗汤公》，清代遂昌文人吴世涵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所作。诗中所提遗爱祠，坐落在遂昌县城东街小学路，祠堂早已损毁，只剩门墙；诗中所提仙令，便是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世界文化名人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清远道人，晚明杰出剧作家、文学家。他十四岁进学，二十一岁中举，因不愿屈就权臣直到三十四岁才中进士，从此开始步入艰难坎坷的仕宦之旅。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获罪，被贬往广东徐闻县担任典史(添注)。万历二十一年(1593)量移遂昌任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里，从此隐居于临川老家的玉茗堂，潜心戏剧及诗文创作。概括的说，在汤显祖的仕宦之旅中，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折——留任南京、贬谪徐闻、量移遂昌。对汤显祖而言，真正称得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也只有知政遂昌的短暂五年(1593—1598)。正是这短暂的五年，汤显祖得以将自己的一腔政治热情付诸实践；正是这短暂的五年，汤显祖忧国忧民、政绩斐然，并藉此在《明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后世，没有任何一位戏曲作家像汤显祖那样备受后人敬仰；在当时，他曾以词赋和古文倾动海内，被誉为当代举业八大家之一。

　　汤显祖在遂昌任上所作的作品数量可观，题材广泛，体裁也较为多样。尺赎多真情实感的流露，最真实而直接地反映了他的生活和思想，有近七十篇；文章擅长议论，思想深刻，见解新颖，章法讲究，有记序赋题词十一篇；诗作有感事咏怀、寄赠酬答、山水游记等约一百二十首。“汤显祖在遂昌五年，既消极而又积极，既无为而又有为。”[①]在他内心一直交织着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文学作品比较集中地体现为两个方面：当理胜于情时，表现为消极而无为的心态；当情胜于理时，则表现为积极而有为的心态。

　　一、理胜于情——消极而无为的心态

　　“晚明文人复杂的心态与习气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晚明时代由于传统价值观的崩溃，文人思想自由、行为放纵，但是政治的黑暗、功名的束缚与物欲的压迫同时又是相当严重。”[②]一方面由于万历帝长期怠政，导致吏治严重败坏，“党争”之风漫延，争权夺利、贪图享乐之风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儒学对理想人格的设计，文人士大夫往往力求“内圣外王”之道。“当一个时代或社会进入大变动时期，政治局势、哲学思想、社会风尚等方面的变化常常会引起士人心态的变化，从而破坏这种理想的人格范型。”[③]汤显祖身怀奇才，因不肯屈就权贵而赋闲，郁郁不得志的心理可想而知。从汤显祖在遂昌任上的诗文创作中所折射出消极而无为的心态变化过程，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回朝、吏隐、归隐。

　　第一，回朝。

　　从贬往徐闻开始，汤显祖一直心存回朝的心态。这种心态的重要支撑就是有一帮主动为他奔走呼救的朋友。比如刘应秋，在他的《与汤若士书》之二中曾提到“徐闻在广为善地，此出陆太宰之意。”作为被斥逐之臣，汤显祖能被安置到徐闻这样相对较好的地方，没有时任史部尚书陆光祖的特意关照是办不到的。比如梅禹金，曾给远在徐闻的汤显祖赠言“然即当赐环，无由待荔之丹矣。”[④]无巧不成书，估计连梅禹金也没料到，自己善意的祝福竟然很快就成为现实，还没等到荔枝透红，汤显祖便被朝廷召回了。

　　在调任遂昌之初，“别人和他自己都理所当然地把遂昌看成是贬官和还朝之间的桥梁。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他是消极的，不想有所作为。”[⑤]种种迹象表明，汤显祖有可能很快就会被朝廷再次召回，官复原职，甚至升官晋级。在明朝，按照惯例像汤显祖这样的人，在贬官后回朝的过程中如果遇阻，吏部便会找一个州县外职权作过渡，适时再召回委以重任。汤显祖上疏言事没有直接针对皇帝，被他指名参劾的申时行等辅臣也算不上为非作歹、十恶不赦的权奸，所以他有可能很快得以返回。时任徐闻知县的熊敏在送别汤显祖调任遂昌知县时，以鸡舌香相赠，就是表明了他对汤显祖回朝持乐观的态度，祝愿他在不久的将来能重返朝廷再做郎官，再进谏疏。汤显祖却作诗婉拒：

　　鹦鹉杯尖易行酒，鱼子笺灰难草麻。

　　三省郎官事已往，与君吞却沉香花。

　　(《徐闻熊明府以鸡舌香赠别，期复为郎也，却赠》)

　　汤显祖委婉地表示做“三省郎官”的事已经成为过往云烟，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能把含在口里的鸡舌香吞进肚里，以后不再提它了。细细体味诗中之意，汤显祖委婉拒绝了朋友的这份赠礼，一方面是出于对上疏遭贬谪之事还有所感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的言行和心态比以往更为谨慎。当然，不难看出他对调任遂昌知县一事也感到由衷的高兴，只是碍于矜持自重的个性，不想诉之于旁人而已。

　　此外，刘应秋在京城为汤显祖打点善后事宜，往来书信较多，从中也可以窥得汤显祖速求回朝的心态是迫切的。现摘录部分如下：

　　“王弘阳已任事，相知之谊甚深，相为之意甚周。行前曾与弟私论，到任后数月即有揭赴部，欲兄早离苦海。渠亦尝与部中言之。揭到，必速有处也。”(刘应秋《与汤若士》之五)

　　“太仓甚不喜兄，不知为何。近来部中迁除亦多不至关白，彼亦无知如之何。第恐又推不报，作此等伎俩耳。是以部中亦暂迟之。”(刘应秋《与汤义仍》之六)

　　“王弘阳别时，甚以丈为念。谓不当久淹县吏，业已与部中言。一到任，辄有揭来。乃揭未至，而部中已推还丈故物，留中不报。顷者，果有揭到部。部中谓暂须迟之，方可有济。弘阳有小柬及弟，可见关切真谊。今付之无可奈何。此中必有阻抑之者。” (刘应秋《与汤义仍》之七)

　　“前推南礼不下，近日极意欲以南仆丞优处。觉当路之意不可，正恐反不见用，故暂以南刑为速离县令计。以谓此稍稍薄处，必得俞旨，不料其如此也。岂但不许，且欲塞其来路，又并以塞建言诸公之路。可甚惋惜，可甚惋惜。” (刘应秋《与汤义仍》之八)

　　从《与汤若士》之五中的“到任后数月即有揭赴部”和“揭到，必速有处也”说明刘应秋在京一直为汤显祖的回朝事宜多方打点关系，目的就是争取让汤显祖调回京城，“早离苦海”。从《与汤若士》之六中的“太仓甚不喜兄”和“是以部中亦暂迟之”可知汤显祖于近期调出遂昌之事受阻。从《与汤若十》之七中“此中必有阻抑之者”可知速离遂昌已经成为水中花、镜中月了。在此期间，汤显祖屡次经历了从忧到喜、再从喜转忧的微妙心理变化，身心也备受煎熬：

　　岭外梅残宾欲星，孤琴摇拽越山青。

　　只言姓字人间有，那得题名到御屏。

　　县小河阳花遍开，金盘露冷醉人来。

　　也知不厌山公启，角事长亏女秀才。

　　兰署江南花月新，封书绳上海生尘。

　　心知故相嗔还得，直是当今丞相嗔。

　　一疏春浮瘅海涯，五年山县寄莲花。

　　已拼姓字无人识，检点封章得内家。

　　(《漫书所闻答唐观察四首》)

　　类似的感受在《彭兴祖远过别去访刘广平。广平守温郡时，闻予且以平昌令擢丞温，喜甚，为起书楼五间，不果。然感其意焉。》中也有表露，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吏隐。

　　吏隐一说，语出“弟迂回何适而可。温州土风僻秀，吏隐正佳。”(《答徐检吾光禄》)由于朝中有人从中作梗，尽管刘应秋及其他朋友多方努力，但收效甚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汤显祖觉得自己回朝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出世心态便渐渐地浓厚起来。于是他便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结交文人名士、闲适悠游、游览山水胜迹等方面。遂昌既是讼案不多的小县，汤显祖除了和县里的诸生讲德问字之外，还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得以四处游览和潜心创作，正儿八经地过起了吏隐生活。比如：

　　“县官居之数月，芒然仕之。如三家瞳主人，不复记城市喧美。见桑麻牛畜成行，都无复徙去意。” (《寄曾大理》)

　　“不复记城市喧美”是他为返回朝廷所作的种种努力而不遂之后，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都无复徒去意”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汤显祖吏隐生活的内在心理——不是不想离开，而是无法离开，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当然，也有确实悠闲自得的时候：

　　“平昌令得意处，别自有在。第借傣著书，亦自不恶耳。”(《答习之》)

　　“风谣近胜，琴歌余暇，戏叟游童，时来笑语。”(《答余内斋》)

　　“至今五日一视事，此外唯与诸生讲德问字而已。” (《答吴四明》)

　　从上面的几篇尺牍中可以看出，汤显祖在遂昌任上甚为得意之处是“琴歌余暇”、“戏叟游童”、“五日一视事”，俨然一幅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生活场景，俨然一付知足常乐、悠然自得的吏隐心态。

　　在恬淡、悠闲的日常生活之余，他甚至对遂昌美好的未来作了遐想：

　　“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 (《牡丹亭》)

　　上句写出了汤显祖衷心向往的生活环境，下句蕴涵了汤显祖努力实践的治国理念。在治理遂昌四年之后，穷乡僻壤的山城遂昌出现了平安祥和的局面：

　　平昌四见碧桐花，一睡三餐两放衙。

　　也有云山开百里，都无城郭凑千家。

　　长桥夜月歌携酒，僻坞春风唱采茶。

　　即事便成彭泽里，何须归去说桑麻。

　　偶来东浙系铜章，只似南都旧礼郎。

　　花月总随琴在席，草书都与印盛箱。

　　村歌晓日茶初出，社鼓春风麦始尝。

　　大是山中好长日，萧萧衙院急焚香。

　　(《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二首》)

　　从诗中“碧桐花”、“茶初出”、“麦始尝”等描写看，诗应该作于阳春三月至五月间，显然此时的汤显祖情致非常散逸。“一睡三餐两放衙”的描述，准确点明了汤显祖内心吏隐的生活方式及心态。此外，归隐心态也日渐浓厚。

　　第三，归隐。

　　由于受家庭环境和早期教育的影响，汤显祖一直具有浓厚的出世心态。万历二十三年(1595)之后的许多诗文里，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弃官归隐的心态：

　　少年何意得追随？梦别琴堂亦自疑。

　　江寺龙翔眠雨夜，天台雁荡听泉时。

　　留连世路青云晓，摇漾春波白鸟知。

　　他日柴桑归醉后，笱与相伴五男儿。

　　(《瓯江别郑生孔授时生可谏朱生九纶辈》)

　　南宫几岁得为郎，曾伴飞鸟入帝乡。

　　薄莫纵歌燕市酒，青春如坐少年场。

　　莱芜作令堪谁语，子建为文亦自伤。

　　况是折腰过半百，乡心早已到柴桑。

　　(《答范南宫同曹尊生》)

　　以上两首，弃官归隐的心态从中一览无遗。“他日柴桑归醉后，笱与相伴五男儿。”此时的汤显祖心中，似乎已经隐约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五子相随，以酒作兴，逍遥度日，颐养天年。“况是折腰过半百，乡心早已到柴桑。”对自己年近半百却仍然滞留仕途感到无限懊悔，此时，汤显祖弃官归隐的决心已定，归心似箭，所以才会直言“乡心早已到柴桑。”

　　受王锡爵、项应祥等人的排挤中伤，宦途被堵，归隐便成为汤显祖最好的归宿。汤显祖调任遂昌一年，就已经“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这样政绩显著的官员，按例应该升迁褒奖，但由于王锡爵等从中阻挠，汤显祖的朋友推荐他官复原职，被“留中不报”，又推荐他任南刑部主事，被“暂须迟之”，由此得知，汤显祖的仕宦道路已经被堵绝。升迁的希望既然不能实现，他就越来越对仕途前程失去信心。后来再听到有朋友推荐他任温州推事，汤显祖只是淡淡地说道“只言姓字人间有，哪得题名到御屏？”(《漫书所闻答唐观察》)，对升迁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矿税之弊，最终成为汤显祖弃官归隐的导火索。万历二十五年(1597)太监曹金前往江浙一带征收矿税，遂昌当时有一处金矿和三处银矿，自然是收税的重点地区，而汤显祖对矿税的态度鲜明：“搜山使者如何，地无一以宁，将恐裂。”(《寄吴汝则郡丞》)愤愤不平的情感更表现在《感事》诗中：

　　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

　　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

　　(《感事》)

　　从中可以看出，汤显祖对朝廷的腐败已经失去信心，归隐是必然的了。于是，便有了他的归去来兮辞：

　　俯迹自沾衣，驱车从此去。(《戊戌觐还，过阳谷店，览丁亥秋壁间旧题，惘然成韵，示赵滕侯》)

　　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休长此忆琼姬。(《琼花观二十韵》)

　　对于汤显祖而言，弃官之举既表明了他面对黑暗朝政所作出的一种反抗，也表明了他“淡泊以明志”的归隐心态。

　　二、情胜于理——积极而有为的心态

　　随着阳明心学的影响逐步扩大，文人名士在思想意识领域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意识，对传统的程朱理学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权威性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士人作为一个个体，其情趣、爱好、性格、心态等总是千差万别的”。[⑥]一方面，汤显祖学富五车，兼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另一方面，汤显祖的思想一直处在“儒检”与“仙游”两种心态冲突之中，但在弃官归隐前，“儒检”心态无疑是占上风的。从汤显祖在遂昌任上的诗文创作中所折射出积极而有为的心态变化过程，也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贵生、惠民、善政。

　　第一，贵生。

　　贵生一说，源自“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弟故以贵生名之”(《与汪云阳》)。本文所指贵生，即重视文教的意思。汤显祖致力文教主要体现在三件事中：贬官徐闻任典史的时候，曾与徐闻知县熊敏共同捐资建造了贵生书院；量移遂昌任知县的时候，曾先后修建相圃书院、启明楼和尊经阁；弃官归隐临川的时候，曾与当地的士绅筹建崇儒书院。

　　汤显祖在仕途上虽然屡遭挫折，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庸俗之辈，没有从此一撅不振。特别是调任遂昌之后，或许他已经从现实中意识到自己难以朝廷重臣的身份来实现“匡时救世”、“兼济天下”的抱负，所以才会把重视、普及教育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修建书院和开堂讲学的方式来开启民智，教化民众，以求为朝廷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从而间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具体来说，从下面几件事中可以得出结论。

　　在汤显祖来遂就任之前，遂昌讲堂窄小破旧，没有学舍，没有供学生练习射箭的射场，更没有可以供学生学习阅读的书籍。汤显祖到遂昌后的第三天，就考察了遂昌的教育设施：

　　“又三日，谒先圣庙，甚新。从学官诸生至讲堂，堂敝。其后益庳。问所藏书，无有。问县隅中或有他学舍为诸生讲诵，无有也。四月朔，始克视事。发檄，有学使者广陵陈公所为书，命诸生射。诸生皆对不能，云：‘无射堂也’。……望吉，乃授地形于学官……请以学租三千钱为端。而予为县官，于禄入固无所爱。凡讼之献金矢而不直者，赋其材，或以输作。会夏五月，大雨水，诸山之材毕来，工作咸集。六月，堂成。……六月耘，七月获。作者告休。八月而后克成。”(《遂昌县相圃射堂记》)

　　由上可知，汤显祖对于教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对于教育设施的修建工程也万分火急。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建工期短——四月初一正式接印上任，四月十五确定地形开始修建，六月射堂完工。六、七两个月因农忙暂停，八月学舍修建完成。二是经费筹集快——一是学租，一是汤显祖个人的俸禄，一是依惯例本该归他所有的诉讼罚金。从这两个方面不难发现，正因为重视教育的意识非常强烈，所以汤显祖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了前几任多年没有完成的工程；正因为重视教育的意识非常强烈，所以汤显祖才会不计个人得失，捐献出个人俸禄来促成工程的快速完工。

　　汤显祖不但重视教育设施的建设，还经常亲自到学堂为学生设堂讲学。“至今五日一视事，此外唯与诸生讲德问字而已。”(《答吴四明》)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遂昌百姓重视教育和士子读书的氛围越来越浓厚。“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讲于诗书六艺之文，相与为文，机力以奇畅，大变陈常。”(《相圃书院置田记》)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即汤显祖在遂昌任上的第二年，象德堂、尊经阁和启明楼等相继落成，汤显祖为此写下了《相圃新成十韵示诸生》、《平昌尊经阁成，率诸生恭读御箴，下宴相圃，欣言十八韵》、《平昌报愿寺钟楼新成十韵》等诗作抒发自己的欣喜之情。从此，遂昌有了书院，而汤显祖则是书院的首创者，为提高遂昌的教育质量、培养人才、改变落后面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为了保证书院的长远发展，汤显祖利用自己知县的职权，剥夺了城隍庙和寿光宫的租田作为书院的日常修缮费用及补助清贫学生之用，“裁道宫之田而食于斯”(《相圃书院置田记》)，并振声疾呼“夫费国租以养游食之人，不若移以养菜色之贫士。”(《给相圃租石移文》)至此，汤显祖的“贵生”心态一览无遗。

　　第二，惠民。

　　惠民，用汤显祖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昔人云：良牧所在民富，去而见思。初谓平平尔。涉令去官，始味其言。唯清唯惠，可以富民，能富其民，及以见思。”(《与吴本如岳伯》)汤显祖在遂昌任职五年，一直坚定不移地深化并实践惠民政策，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真正做到“唯清唯惠”。“奉以无悔，多幸在兹。新旧相承，情难自外。惟更有以督教，加爱遗民。”(《与黄对兹》)表明了自己爱民的意识不会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有所改变。因此，他在任时，遂昌人民拥护他；他归隐后，遂昌人民怀念他。

　　遂昌虽然僻处万山丛中，县小民穷，但这次升迁对于汤显祖来说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得到一个机会，试验他的社会改良主张，实践他的政治理念，并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治国理论。“就汤显祖的个人实践而言，他既满意地看到过自己社会改良理想某种程度的实现；又在最后痛苦地感到了理想的幻灭。”[⑦]

　　驱除虎患是汤显祖来遂昌第一年为百姓办的一件大实事，突出体现了汤显祖的爱民之心。有记为证：

　　癸巳冬十月，虎从东北来，甚张。忽梦指有二碎迹，登堂，有言虎啮其乡两牧竖子。余叹曰，余德不纯，气之不淑耶。余刑不清，威之不震耶。何以烋气如是。下令，将以十月望吉告城隍之神。文曰：“吾与神共典斯土，人之食人者吾能定之，而不能止虎。民曰有神。夫虎亦天生，贵不如人。神无纵虎，吾将杀之。”抑制豪绅。……灾由人兴，非虎非豺。我去其苛，物象而和。神其安之，与民休嘉。(《遂昌县灭虎祠记》)

　　据上文记载，当时遂昌闹虎患，经常发生猛虎伤人的事故。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月，汤显祖听到孩子被猛虎咬伤的消息之后，非常痛心，甚至把发生虎患的原因归咎于“余德不纯，气之不淑”和“余刑不清，威之不震”，爱民之切，由此可见，这是其一。为了尽快驱除虎患，汤显祖亲自率兵丁和民众，上山捕杀猛虎，“杀虎十七”(《遂昌新作土城碑》)，可见当时虎患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这是其二。汤显祖认为“虎亦天生，贵不如人”，“吾将杀之”，这是其三。汤显祖认为“灾由人兴，非虎非豺。我去其苛，物象而和”，这是其四。汤显祖身体力行，驱除虎患的事件充分体现了他的爱民之心。

　　扶持农桑，是汤显祖在遂昌任上长期坚持的施政纲领。遂昌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中小县，山多田少，生产落后。为了鼓励农耕，鞭策懒散，汤显祖便大搞“劝农”仪式：

　　今日班春也不迟，瑞牛山色雨晴时。

　　迎门竞带春鞭去，更与春花插两枝。

　　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件学种田。

　　盛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

　　(《班春二首》)

　　为了发展生产，每年春天，汤显祖都会备上花酒，下乡举行“劝农”仪式，奖励农耕，规劝“抛荒游赖”的人抓紧农事。

　　第三，善政。

　　一直以来，汤显祖的理想是能成为一个“兼济天下”的能臣良吏，他对自己治理天下的能力也表现得相当自信，“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三十七》)不难看出他溢于言表的自负、乐观的心态。遗憾的是，汤显祖因不愿结交权贵，屡屡错失在朝为官的机会，所以只能把他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的治国方法用在治理遂昌这个小县。

　　“因百姓所欲去留，时为陈说天性大义，百姓又皆以为可。”(《答吴四明》)——这句话正好道出了汤显祖“无为而治”的核心内涵；“斗大平昌，一以清净理之。去其害马者而已。”(《答李舜若观察》)——这句话正好点明了汤显祖“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善政主要体现在宽严并用。

　　清除盗贼、制裁强霸，就不能不“稍用严理课”，这是汤显祖施政严的一面。遂昌山多地少，盛产林木。在遂昌的为数众多的伐木工人中，有不少是从外地逃亡来遂的人，或被本地的无赖子弟窝藏，或相互之间勾结为盗，“不是私伐材木，就是私开矿藏。山深虎多，不能夜巡缉盗。县小无城，防守也非常困难。”[⑧]为此，汤显祖“见贵倨家，武横奸盗，往往而有，不治不止，既以治之矣。”(《复项谏议征赋书》)

　　士民雅厚、士风淳美，所以要“一意劝安”(《寄荆州姜孟颖》)，这是汤显祖施政宽的一面。其一是巧征赋税。汤显祖看到遂昌“在浙中最称贫瘠”，但“士民雅厚”，便当机立断，予以“缓征”。但是，对于富户豪绅，他却坚持征赋：

　　“至于足下家税所负，岁至若干，亦以门方为国侍从未忍以租赋为言。知门下病起必有以处也。”(《复项谏议征赋书》)

　　虽然措词委婉，但态度不卑不亢。这一“缓”一“征”，突显了汤显祖的“巧”征赋税，更体现了他关注民生疾苦的心态。

　　其二是整顿刑政。汤显祖在遂昌五年，做了两件震惊朝野的事件，一是除夕谴囚回家度岁，二是元宵纵囚河桥观灯。有诗为证：

　　除夜星灰气烛天，酴酥销恨狱神前。

　　须归拜朔迟三日，溘见阳春又一年。

　　(《除夕遣囚》)

　　绕县笙歌一省囹，寂无灯火照园扃。

　　中宵撤断星桥锁，贯索从教漏几星。

　　(《平昌河桥纵囚观灯》)

　　在汤显祖以民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除夕回家过年和元宵河桥观灯，没有一个囚犯趁机逃脱，堪称奇迹。因此，在汤显祖的治理下遂昌出现“杏花轻浅讼庭闲”、“市上无喧少斗鸡”的升平气象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汤显祖在遂昌所施的善政，也仅仅是希望在动乱到来之前，在这淳朴山乡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安定。他对自己在知政遂昌期间感到最满意的是“在平昌四年，未尝拘一妇人。非有学舍城垣公费，未尝取一赎金。”(《与门人叶时阳》)看似没有辉煌的丰功伟绩，然而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做到。

　　综上所述，汤显祖在遂昌任职的五年中，虽然高才被抑、仕途受阻，却因此获得了深入百姓、体察民情、实践理想、丰富生活的宝贵机会，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素材。“汤显祖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许是个不幸。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导致了他在文艺上的成功。”[⑨]在遂昌的五年，是汤显祖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深入研究这段时间的创作心态，很有价值。

　　[①]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99

　　[②]吴承学、李光摩﹒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365

　　[③]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例﹒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60

　　[④]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179

　　[⑤]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99

　　[⑥]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例﹒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43

　　[⑦]杨忠、张贤蓉﹒简论汤显祖的社会改良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85·5：69

　　[⑧]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188

　　[⑨]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例﹒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51

　　参考文献

　　1.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2. 徐朔方﹒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3. 徐朔方﹒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4. 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5. 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6. 周育德﹒汤显祖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7. 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8.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9.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