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牡丹亭〉成书年代新考》作者因为臧懋循改本卷首《牡丹亭还魂记题词》署“万历戊子”(万历十六年)，与汤显祖原作署年“万历戊戌”(万历二十六年)不同，便认为前者系初稿，而后者才是定稿本。笔者不能苟同，从汤显祖生平、剧作的创作历程和流传版本的归类，以及对历史文献的理解、诠释和运用等方面，对其文中所涉及的诸问题，如“牡丹亭成书”、“版本比较”等，与《新考》作者进行商榷，从而论定《牡丹亭》不可能成书于万历十六年(戊子)，并指出其所谓两个版本系统说的谬误。

　　 关于《牡丹亭》的具体创作年代，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日本学者八木泽元《明代剧作家研究》中，有一篇《论牡丹亭的版本及其成立年代》，曾经因为臧懋循改本卷首《牡丹亭还魂记题词》署“万历戊子”(即万历十六年)，与汤显祖原作署年“万历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不同，便认为前者系初稿，而后者才是定稿本。因为此书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由日本讲谈社出版。传入我国的时间就更晚，且入藏于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戏曲研究院等图书馆，能阅读到的人极少，所以此说并未引起争论；后来这种推考也不为中日两国学者所认同。《文学遗产》二〇一〇年第四期上，刊发了霍建瑜博士的《〈牡丹亭〉成书年代新考》，才引起爱好和关心《牡丹亭》这部名著的读者关注。既然标为“新考”，又发表在名刊上，给人印像这可能是一篇颇有新见的文章。可是拜读后，令我很失望，《新考》仍沿用八木氏旧说，不仅没有提供新的材料，而且行文经不住推敲，疏漏很多，当然难以让人苟同。我想从汤显祖生平、剧作的创作历程和流传版本的归类，以及对历史文献的理解、诠释和运用等方面，谈一己之见，并向《新考》作者和广大读者求教。

　　 一、徐渭怎么可能批阅《牡丹亭》

　　 《新考》作者先有一个“戊子系统”(万历十六年)本概念，然后从汤显祖友人的诗文集中捕风捉影地寻找例证，用以阐述和证明自己的所谓新论。

　　 万历八年(1580)，徐渭在客中读到《问棘堂集》(即《问棘邮草》)时，对比他小二十九岁的汤显祖非常欣赏，不仅写了一封《与汤义仍》书信，而且赋诗加以称赞。后来有客道出临川，还托他捎去自己的作品两种及湘管四支，以资鼓励。汤显祖也有书信和诗赠给徐渭，直到文长去世后，他还拜托山阴县令余懋孳(字瑶圃，汤显祖老师余懋学之弟)关照他的后人。[①]正因为徐、汤有这样深情厚谊，王思任才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中对这两位文坛奇才，给予极高地赞扬和评价。该序中插入有“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一段话，《新考》作者就断定它是徐渭批阅过《牡丹亭》的证据：

　　 《牡丹亭》，情也……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

　　 妒语大觉頫心。而若士曾与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

　　 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

　　 这段引文删节太多，如“《牡丹亭》，情也”之前，被作者删去“而其立言神指，《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 18字，；之后则更大刀阔斧，一下砍掉“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习气所在，不足为若士病也”93字。《新考》作者不顾王思任对“四梦”精炼概括的总体评价，将“《牡丹亭》，情也”单独抽出来，并删去其后专门谈论《牡丹亭》的“情”和语言的一大段，再与“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其相引重如此”拼接在一起。这样就给人以错觉，徐渭批阅过《牡丹亭》。作者就是用这种割裂文意、移花接木的手法，为所谓“戊子系统”说张本。她认为王思任既是徐渭同乡，又是他的学生，所“言徐渭批阅过《牡丹亭》，当为可信”，而徐氏在万历二十一年辞世，他“所批之本当是成书于万历十六年的“戊子系统”本《牡丹亭》”。

　　 徐渭非常喜爱汤显祖的作品，当时他只能读到《问棘邮草》(《问棘堂集》)，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说明他阅读过汤氏的其他作品，当然包括《牡丹亭》在内。在阅读《问棘邮草》时，也的确写过批语，后人在重刻此集时，不仅将徐渭对《问棘邮草》的总评和批语吸收进来，而且卷首还冠以他的《与汤义仍书》和《读问棘堂诗》，见浙江省图书馆所藏《汤海若问棘邮草》二卷本。[②]可是遍查此集，不见有“此牛有万夫之禀”之语。既然王思任亲自目睹过，殆不会虚妄。因为二卷本《汤海若问棘邮草》是后人所编的，很可能将它删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这段话。

　　 《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刊本的序言，重点放在对《牡丹亭》的评论，王思任所引用的这段话，并不是针对上文的总结，况且文意与上文也不连贯，如果按照今天的段落划分，应当另起，作为一个新的段落。为什么王氏要加上这一段徐、汤互相推崇的文字？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篇序文的开头，作者谈到古往今来的文章大家时，特别推重擅长于叙事文学者，上至“左丘明、宋玉、蒙庄、司马子长、陶渊明、老杜、大苏、罗贯中、王实甫”，下到“我明王元美、徐文长、汤显祖而已”，一共列出十二人。为了与前文遥相呼应，这里再点一笔，使其文脉不致中断。二是，王思任为人幽默诙谐，他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谑庵”，并用它作为自己的号，甚至还以之命名自己的文集，如《谑庵文饭小品》。他的这种个性和风格也常在他的文章里表现出来，因此“往见”这段涉笔成趣的话，既表达后学对两位前辈的崇敬和颂扬，也使其说理文章显得生动活泼而有灵性。这恰是晚明小品文的一大特点。

　　 徐朔方先生在《玉茗堂传奇创作年代考》一文中，谈到《牡丹亭》时说：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记载汤显祖任遂昌知县时，他的同年友孙如法(吕胤昌的表兄弟)来访，当涉及《题红记》和《紫箫记》，特注明“时《紫钗》以下俱未出”。若士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赴遂昌令任，时《紫钗》虽成而未行，所谓“以下俱未出”，指《牡丹》《南柯》《邯郸》三记，“知文长生前不及见《牡丹亭》也”。[③]所以说“徐渭批阅过《牡丹亭》”，是《新考》作者对文献资料误解的臆说。

　　二、《牡丹亭》不可能成书于南京

　　 《新考》第二节说汤显祖任南京祠部郎期间，“公务少，充分利用空闲时间读书、著述，而且确实有新作问世”。为什么说得如此肯定，言之凿凿？原来她引梅鼎祚《与汤义仍祠部》的信，来为所谓《牡丹亭》成书于南京作证。信云：

　　 大作年来，绝不得读。兄所托订三册，转索徐茂、吴业先归左右矣(笔者按：“吴”字属上，顿号改为逗号。徐茂吴，名桂，著有《大滌山人诗集》十三卷，今存)。弟近周览今代作者，或风格不乏藻缋满前，而真情急切、自然成文，惟有仁兄。诚固陋不敢与于知言，实愿得而属厌焉。倘以原草见借，当什袭驰还；肯缮录一部寄示，犹幸。如必俟副在通都，悬之国门，则虎关之贤、鸡林之贾争相摩列，何以明不佞弟为仁兄所偏妮嫟乎。

　　 信中说得很明白，梅氏喜爱汤显祖的诗文“真情急切，自然成文”，但近年未能读到，风闻汤氏撰有新作，于是驰书索取。但“犹幸”后“如必”数语，显然是一种假设和愿望之词，不能说明该书是否问世。然而《新考》作者，非常肯定“确实有新作问世”。至于这部新作的书名和内容还一概不知，就敢于大胆推测，“新作”就是《牡丹亭》。连毕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汤学研究的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年谱》中征引此信，都不敢轻易下断语，只笼统地说“梅鼎祚来书索文稿”。[④]这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我不知《新考》作者行文时查阅过该谱没有？

　　 如果再仔细检查她的这一段论述，还有一些行文疏漏的地方。一是，《与汤义仍祠部》作于何时，未作交代。据《汤显祖年谱》考订，此信写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时汤显祖任南太常博士。与她所谓《牡丹亭》成书万历十六年“戊子说”不符。二是，文中一再提到汤显祖任南祠部郎，但汤显祖从来没有做过祠部的郎官。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汤氏由南京詹事府主簿(从七品)，迁南礼部祠祭司主事(正六品)，这是汤显祖所做官的最高官阶，所谓“南祠部郎”，则出自邹迪光所撰的《汤显祖先生传》：“寻以博士转南祠部郎。”霍博士不假思索，直接转引过来。这篇传记撰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汤显祖已辞官整整十年，邹氏或记忆失误，或行文欠考虑，漏掉万历十六年汤氏改官南京詹事府主事一年的履历。古人为了表示尊敬，即使对方辞官后，也常用官职来称呼，邹迪光称“祠部郎”，梅鼎祚省称“祠部”(笔者按：“祠部”系古称，明代改为“祠祭司”)，都是一种泛称而已。汤氏从万历十七年至十九年五月贬官前，都在南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如果《牡丹亭》成书于其间，岂不是与所谓成书万历十六年“戊子说”更凿纳不合？就在这短短一段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不是从实证的史料中求证出正确的结论，而是先有一个“万历戊子”说，再去寻找为我所用的资料，其结果只能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只能反证这种推测是极靠不住的。

　　 《新考》作者明知梅鼎祚与汤显祖通过十二封书信，其中有一封《答汤义仍》直接涉及到若士“罢归”后新出的《牡丹亭》：

　　 仁兄未燥西河之泪，罢归南山之庐，即先怡然不屑，而旁观有识，痛愤弥襟。……玉茗《紫钗》，欲序未皇。亦是荆璧，使刻楮叶，良工尚不无束手耳。吕玉绳近致《还魂》，丽词奇文，相望蔚起。当为兄弁数语，以报《章台》之役。[⑤]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精心之作，也是他一生最得意之作，万历二十六年(1598)秋，甫脱稿后，还未来得及刊印之前，他就陆续赠予友人，在万历二十九至三十年间，先后将抄本寄给了张师繹、吕胤昌(字玉绳)、梅鼎祚、黄汝亨[⑥]、陈懿典[⑦]等友人，让他们分享他的劳动成果和喜悦之情。梅氏所得的抄本是由吕玉绳(吕胤昌字)转交的。他非常赞赏《牡丹亭》，称之为“丽词奇文”。汤氏在万历十四年(1586)曾经给梅鼎祚的《玉合记》题词，因此，梅鼎祚决定为《牡丹亭》“弁数语”，写一篇序言，以表示感谢。

　　 这封信写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对考察《牡丹亭》成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仅证明《牡丹亭》的完成时间，不是早于成书和出版在万历二十三年的《紫钗记》，而是比它晚了三年。但它很快就通过张师繹等友人，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新考》作者标榜“要从文献记载来考察”，可是，这样具有实证价值的材料都避而不用，其用意不是非常清楚吗？

　　三、潘之恒等何时在南京观看《牡丹亭》

　　 《新考》作者按自己的逻辑推理，认为《牡丹亭》既成书于南京，当然也应该首先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演出。因此，下文紧接着就大谈潘之恒等人在南京观看《牡丹亭》最初演出的情况。我不仿再用她所引资料，考察潘氏等何时在南京看《牡丹亭》演出。

　　 潘之恒出身富商家庭，早年在南京国子监读书，就与汤显祖订交。考其行踪，除了去过湖北和北京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留都南京度过，晚年则干脆移居金陵，其间也短暂往来于故乡歙县和苏杭一带。他为人豪爽，喜结交曲家和演员，看戏听曲是他最大的爱好，几乎成为潘氏生命的一部分。他在文化艺术气氛浓厚的南京，确实经常参加曲宴和戏曲演出。问题是他何时看过《牡丹亭》？这也是检验所谓“戊子说”能否成立的关键。

　　 《新考》作者认为《牡丹亭》初行时，即搬上金陵舞台，于是征引潘之恒《赠吴亦史》诗的附记为证：

　　 汤临川所撰《牡丹亭还魂记》初行，丹阳人吴太乙携一生来留都，名曰亦史，年方十三，邀至曲中，同(吴)允兆、(臧)晋叔坐佳色亭观演此剧。

　　 这段话最后还有两句：“因检出《情痴》旧文，附录于此。”《情痴》是断定潘之恒等观看《牡丹亭》的重要依据，不知为什么又被遗漏掉。这篇旧文的结尾说：“他日演《邯郸》、《红梨花》、《异梦》三传，更当令我霍然一粲尔。”[⑧]只要弄清楚这三部传奇的创作年代，潘氏等人看演出的具体时间，就可以迎刃而解。《邯郸记》大家都很熟悉，可以置之不论，《红梨花记》为万历时戏曲名家徐复祚所撰，此剧创作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916)，序署于三十九年辛亥孟秋，也是刊刻之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他万历四十年三月十五日，“赴吴赤含招，与沈白生铨部联席，演新戏《红梨花记》”，说明此剧一出，就传唱于歌场。至于《异梦记》，明代曲家王元寿和王介夫都写过这个剧，可是今存明刊本虽然未题撰人，但卷首却有万历四十六年丙申(1618)孟春蓝畹居士的题署，可定为此剧的刊行时间。潘氏在《情痴》中回忆说：

　　 余友临川汤若士，尝作《牡丹亭还魂记》，是能生死死生，而别通一窦于灵明之境，以游戏于翰墨之场。同社吴越石家有歌儿，令演是记。……余十年前曾见此记，辄口传之，有情人无不嘘唏欲绝，恍然自失。又见丹阳太乙生家童子演柳梦梅者，婉有痴态，赏而为解。而最难得者，解杜丽娘之情人也。[⑨]

　　 如果从万历四十六年往上推知，潘氏所说的十年前，即万历三十四、五间，这时他刚读到《牡丹亭》，吴太乙率家童来演出也应当在此时。据他所撰《虹台》一文所记，从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冬至三十七年(这年夏曾短暂回歙县)，“余从秦淮联曲宴之会凡六、七举”；《傅灵修传》又云：“己酉夏，岭南韩君来，适当秦淮结社。”“己酉”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韩君”，即番禹韩上桂，曾为潘之恒《鸾啸小品》作过序。友人曹学佺，万历三十四、五年也在南京官户部郎中，其编年诗《金陵集》中，有与潘之恒、吴梦旸、臧懋循等人的唱和，[⑩]可知潘、吴、臧都是这两年之间，才在南京观看到吴太乙、吴越石家班演出的《牡丹亭》；而潘氏甚至不顾抱病中，一冬竟观看了五次，足见他是《牡丹亭》之迷。我不厌其烦地查考史实的年代，说明《牡丹亭》在南京的初行，是在万历三十年左右，其首演于万历三十四、五年间，与《新考》作者所说的万历十五、六年间，竟然相差近二十年。

　　 万历朝是明代戏曲创作和演出的鼎盛时期，南京书坊林立，仅江西金溪唐氏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等就刻有大量的传奇作品，汤显祖的《紫箫记》和“四梦”也由他们刊刻。晚明苏杭和福建建阳等书坊也竞相刊印戏曲选本，至今有存本的清曲和折子戏选本，就有三十种之多。然而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梦”的选出才为凌虚子的《月露音》收录，其中《牡丹亭还魂记》就选了八个单出，如卷一庄集一出：〈硬拷〉(【新水令】套曲)；卷二骚集四出：〈惊梦〉〈寻梦〉〈玩真〉〈幽媾〉；卷三愤集三出：〈写真〉〈闹殇〉〈魂游〉等。自此以后，这些精彩的折子戏，就一直在舞台上盛演不衰，反映广大观众对《牡丹亭》的的喜爱。

　　四、《牡丹亭》岂能早于《紫钗记》

　　 汤显祖如果没有和当朝权贵的政治斗争生涯，没有遭到贬发岭南和任遂昌县令的经历，即使再有才华，并具备作剧的种种条件，也创作不出“几令《西厢》减价”的经典名著《牡丹亭》。汤显祖在遂昌任上，就进行了《牡丹亭》的构思，万历二十六年辞归后，在这年秋季完成于临川玉茗堂，有汤显祖《牡丹亭题词》的自署“万历戊戌秋”可确证。该剧定稿后，首先由他自掐檀痕教授宜伶演唱，这从汤显祖自己的诗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七夕醉答君东》其二：“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11]此诗作于万历二十六年秋，既称《牡丹亭》为“新词”，就是新的创作，绝不是旧作的修订重刊；《牡丹亭》创作于临川玉茗堂，并非成书于南京，这已经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

　　 《紫钗记》则是《紫箫记》的改本，汤显祖《紫钗记题词》云：“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据徐朔方考订，“《紫钗记》当是万历十五年京察前作于南京”。据臧改本《紫钗记题词》自署“乙未春清远道人题”，“乙未”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紫钗记》的行世在二十三年七月以后。[12]汤显祖《答张梦泽》(张师繹之字)信云：“仅以玉茗编《紫钗记》操缦于前。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13]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时“四梦”已完成三种，《邯郸记》还正在创作中。《紫钗记》早就刊行，而《牡丹亭》和《南柯记》却只有缮写本。惜《紫钗记》的初刻本未见，但今存万历三十年春秣陵陈大来继志斋的刻本，题作“重校紫钗记”，说明此前已经刊印。直到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五月之前，“四梦”不仅有了刻印本，而且还有了善本。

　　 由于万历时戏曲创作和演出的繁荣，著录和研究评论的著作也随之出现，如与汤显祖同时代的吕天成和王骥德，几乎同时在《曲品》、《曲律》中著录和评论汤氏的剧作。《曲品》的著录，很讲究剧目的排列顺序，他所著录的汤氏的剧作，首先《紫箫记》，其次是“四梦”的《紫钗记》，余下才是《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与剧作创作年代的先后相吻合。王骥德的《曲律》虽然以评论为主，但是在谈及汤氏“四梦”时，也是非常注意其创作的先后顺序。他们不仅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也表达了对剧作家的尊重。

　　 以上的史料充分说明《牡丹亭》成书比《紫钗记》要晚，它绝不可能是万历十六年“戊子”，先有初稿之后，再在此基础之上修改后再版的。

　　五、不能凭空设想《牡丹亭》版本的两个系统

　　 《新考》作者标榜说：“《牡丹亭》成书的年代，既要从文献记载来探究，更要从具体‘戊子系统’本与‘戊戌系统’本的内容变化来考查，这样才能够得出公允的结论。”明清以来，《牡丹亭》版本之多仅次于《西厢记》，它的版本问题比较复杂，即使同一版本在不断遞修和翻刻过程中，也会出现差异，甚至还被俗工篡改。何况书商为了射利，经常在版刻中作伪，如妄托名人评点，或增添名家序跋，甚至进行伪造。臧懋循编刊过《元曲选》，影响很大，名声鹊起，所以清人刊刻《牡丹亭》，喜冠以臧改本的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以招徕读者。

　　 《新考》作者仅凭《牡丹亭题词》有“戊子”和“戊戌”两种署年，就将现存的《牡丹亭》版本分为两个系统，凡有“戊子”署年的清刻本为一个系统，其他都归属于“戊戌”本系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明清戏曲史论叙说——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研究》一书，是日本专门研究汤显祖的学者根山ク徹的专著，他在该书第六章《牡丹亭还魂记版本试探》中，将所寓目的明代13种《牡丹亭》刊本，分属于四个版本系统：一、万历四十五年(1617)石林居士本、万历间刻本、明末朱元镇校本(笔者注：即石林居士本的覆刻本，又称怀德堂本)；二、万历间文林阁本、泰昌元年(1620)吴兴闵氏朱墨套印本；三、天启五年(1625)梁台卿刻词坛双艳刻本、崇祯间蒲水斋校刻本；四、天启间柳浪馆刻本、天启三年(1623)张弘毅著坛刻本(即清晖阁本)、明末张弘毅著坛刻本、[14]崇祯间安雅堂本、崇祯九年(1636)独深居点定本、崇祯间汲古阁原刻本。[15]后出的臧改本“四梦”，题为“玉茗新词四种”，臧氏将汤显祖《牡丹亭》原本五十五出删并为三十六出，词曲由原本434曲，改为241曲，宾白也多所改动，诚如郑振铎先生说：“自臧晋叔改本《还魂记》出，而《还魂记》失其真面目矣。”[16]因此，它已经是另一种刊本。

　　 《新考》作者很重视“三妇本”，一下子列举出四种，即“三妇合评梦园刻本、三妇合评芬阁刻本、三妇合评绿野山房刻本、三妇合评两截本”。[17]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三妇本究竟属不属于“戊子”系统？此本的评点者陈同在卷首《序》里说，她不但不认同臧改本，而且还用汤显祖讥讽“割蕉加梅”的原话，予以批评。不知霍博士读了下面这段话，有何感想？

　　 坊刻《牡丹亭还魂记》，标玉茗堂元本者，予初见四册，皆有讹字，宾白互异，评语俚陋可笑。又见三本三册，唯山阴王本(笔者按：指王思任本)有序，颇隽永，而无评语。又吕、臧、沈、冯改本四册，则临川所讥“割蕉加梅，冬则冬矣，非王摩诘冬景也”。后从嫂氏赵家得一本，无评语，而字句增损与俗刻迥殊，斯殆玉茗定本矣。[18]

　　 这段话非常明确地告我们，三妇所采用作为评点的底本，是陈同嫂子赵家所藏的玉茗定本。这是“三妇本”不属于臧改本系统的铁证。至于其他四种，即康熙五十九年抄本、文渊堂本、清怡府本、暖红室汇刻传奇本，它们既被列入三妇本系列，也应当不属于臧改本系统。至于文立堂本《牡丹亭》，笔者未曾目验，据霍博士介绍，其《题辞》末有“若士”“显祖”二印，显然是较晚的刻本。因为，早期刻本的《题辞》不用“若士”“显祖”，只署“清远道人”。黄汝亨答复曲家郑之文的求序信，也可证之：“委序缘尘鞅未报命，此旬日间，定不相负。不肖鄙意则以吾丈云气直上，有千秋无穷之业，刻此传愿少隐香名，如汤若士清远道人之题，庶不刺俗人忌才者之眼。”[19]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著录，有明崇祯三年(1630)文立堂刻本郑国轩校《新镌绣像批评音释王实甫北西厢真本》，[20]文立堂本《牡丹亭》可能也刊刻于明崇祯初年。

　　 纵观明清以来的《牡丹亭》版本，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戊子”和“戊戌”两个系统，这种纯属凭空设想的归类，只会导致学术研究的混乱。如将晚出的臧改本《牡丹亭》颠倒为汤氏《牡丹亭》系统的祖本，又轻易地拿文立堂本及清康熙刊刻刊的三妇梦园本，与早出的石林居士、怀德堂本作版本比较，本身就违背版本学的规范，比勘的结果是，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石林居士序本，是在清康熙刊刻的三妇梦园本的基础上作了“有针对性地修改”，才显得“细致、成熟”。甚至得出让人惊愕的结论：“‘万历戊子’年，《牡丹亭》已经刊刻出版”。这岂不是本末倒置，越比越乱，怎么可能理清楚《牡丹亭》版本的头绪。

　　 故仅凭一篇孤立的序，很难准确考订版本的来源及优劣。当然也不可忽略书前的序言，它起码是了解该书的内容和版刻的一个重要条件。谈版本者连“三妇本”的序言都不过目，就侃侃而谈，“能够得出公允的结论”才怪呢！

　　 版本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凡搞文史研究的人，起码要具备这方面知识，最好亲自摸一下某种古书的版本。只有尝过梨子的人，才能品出它的滋味，这样才谈得上比较鉴别，使自己在研究中少走弯路，少出错误。这里抄录已归道山的老版本学家魏隐如先生的一段话，与霍博士共勉：

　　 鉴赏古籍版本，一般是研究其时代风格、地区特点，根据字体、纸张、书中序跋、版式、行款、字数、刊工姓名、封面、牌记、书名题衔、内容叙述，文中讳字、以及各家著录、藏印、各家题跋识语等。在运用这些依据时，要根据每一部书的具体情况，全面考虑，方能准确判定版刻时代。切忌孤立地凭序断年，或依照各家著录硬套。观风望气地向超时代推断，就会把版刻时代弄错，影响著录质量，遗患于后代。[21]

　　二〇〇二年六月六日芒种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