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牡丹亭》作为传奇的经典之作，围绕其进行的研究一直是戏曲研究的热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新的文献的发掘整理和西方理论的引入，《牡丹亭》研究在延续传统研究视点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面貌和动向。本文从创作蓝本、汤显祖与《牡丹亭》关系、文本解读、思想意蕴、人物形象、艺术手法、舞台表演、文本比较、考证校注、传播接受等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牡丹亭》研究进行述评。

　　一、创作蓝本问题

　　 除比较《杜丽娘慕色还魂》和《牡丹亭》异同的传统研究外，向志柱《<牡丹亭>蓝本问题考辨》提出，有关学者多认为《牡丹亭》的蓝本是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并将何大抡本《燕居笔记》所收《杜丽娘慕色还魂》与余公仁本《燕居笔记》所收《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正文题《杜丽娘记》)混为一谈；他们预设《杜丽娘慕色还魂》就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而认定蓝本的依据，不是文本内容本身，而是假设的出版时间。在版本依据上，现有资料尚无法确定《杜丽娘慕色还魂》和《杜丽娘记》的具体成书时间，它们都有成为蓝本的可能，但是文本内证却更支持《杜丽娘慕色还魂》受到《杜丽娘记》和《牡丹亭》的影响。后黄义枢、刘水云《从新见材料<杜丽娘传>看<牡丹亭>的蓝本问题》通过对比明人卓发之《杜丽娘传》和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以及文言小说《杜丽娘记》的文字和内容，可以判断《杜丽娘传》取材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又根据此传作于卓氏少时，而卓氏初阅汤显祖《牡丹亭》传奇时间为1601年，可推定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最迟作于1601年前，而非1603年后。这就说明《牡丹亭》传奇的蓝本很有可能是《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牡丹亭》蓝本是文言小说《杜丽娘记》的说法明显证据不足。

　　 二、汤显祖与《牡丹亭》关系研究

　　 1、与汤的生活经历有关：伏涛，孙德林《从汤显祖的科举经历看((牡丹亭》副主题》一文结合汤显祖的科举经历，解读《牡丹亭》文本，可以从苗舜宾、柳梦梅、陈最良这三个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充分地体会到反科举这一主题。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被贬，从临川经广州，乘船到过澳门，然后由澳门前往雷州半岛的徐闻县赴任。他在澳门期间曾参观保罗教堂(三巴寺)，接触过一些洋商。王敏的《<牡丹亭>与澳门》、楚欣的《汤显祖与<牡丹亭>及澳门》、李惠民的《<牡丹亭>中的澳门故事》都分别对此进行研究。周建华，余画凤《光照临川笔春分庾岭梅———解读古南安“牡丹亭”的遗迹》一文提到汤显祖途经南安府大庾县(今江西大余县)时，听到了一个非常动人、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后来就写出了千古名剧《牡丹亭》。《牡丹亭》奠定了汤显祖“东方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同时，汤显祖在大余的一段传奇经历和剧作《牡丹亭》，在大余衍生出了一系列景点名胜。另外还有朱达艺《浅说<牡丹亭>中的遂昌地方色彩》和赵海远《<牡丹亭>与南安胜景》。

　　 2、与汤显祖的思想有关：从《牡丹亭》反观汤显祖的政治潜意识、价值判断、人文情怀、社会理想、哲学思想、情感追求、艺术追求、“孝”“慈”理念、精神指向等等。刘冬梅的《政治表达与情欲伪装——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汤显祖与<牡丹亭>》一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心理状态，揭示《牡丹亭》的深层隐含意义。

　　三、文本解读方面

　　 1、梦境系列：就梦境意义、梦意象、梦意象的美学分析、梦幻形式的潜意识愿望、梦的前奏与情感变化等进行研究。如姚华《<牡丹亭>中梦意象的美学分析》首先分析梦意象的象征意蕴，一是从主人公杜丽娘的角度：梦意象体现为个体无意识的情结——人性本能的欲求；二是从作家汤显祖的角度：“作家与白日梦”——人文主义理想。其次分析了梦意象的手段，认为《牡丹亭》从艺术表现策略看，写梦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深入挖掘人物深层心理———使原我转移本能移欲望的一种手段。

　　 2、其他意象：对《牡丹亭》中的花意象、柳意象、梅意象及其多重内涵进行研究。如朱明明《论<牡丹亭>中梅、柳意象的多重内涵》认为《牡丹亭》中的梅、柳意象，既分别是男女主人公的代表，又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才子佳人的象征、春天和春情的象征、求偶的象征、相思离别的象征、复活的象征。

　　 3、文本分析：主要集中在对《闺塾》、《游园》、《惊梦》、《寻梦》等出的赏析，另有对剧中下场诗、集唐诗的研究。如黄斌《略论<牡丹亭>中的集唐诗》一文从文体特征及在剧中的文学功能两大方面探讨《牡丹亭》中的集唐诗，除秉承了传统集句(唐)诗的总体特点外，在文学特征及文学功能上也有新的价值。

　　四、思想意蕴研究

　　 热点研究仍集中在“情”、“至情”上，如探讨《牡丹亭》的情源、情缘、至情观、至情主题的历史文化渊源、“情”的多重意蕴、“情”的丰富性、儒家之情与《牡丹亭》的思想魅力、爱情哲学解读、爱情的前因后果等。如刘松来、乐帧益的《<牡丹亭>“至情”主题的历史文化渊源》从历史文化的维度系统梳理《牡丹亭》中“至情”主题的形成过程与演变轨迹，揭示《牡丹亭》中这一主题超越同类作品的精神价值与哲学意蕴。

　　 除此之外的研究文章大多从曲意的多重性进行分析，有自况说、述志说以及历史批判等。如陈刚《<牡丹亭>的多重意蕴》认为《牡丹亭》既肯定人欲，赞美爱情，传达人生况味，又是一部道德剧和宗教性戏剧，凸显出宗教性观念，是一部仰仗天、地、神、鬼和皇权来追求人欲爱情，感怀人生况味的不朽之作。

　　五、人物形象系列

　　 《牡丹亭》人物研究最多的还是杜丽娘，其次是杜宝、柳梦梅和陈最良。

　　 徐新敏《试论<牡丹亭>杜丽娘形象的多重意蕴》一文较具代表性，能从杜丽娘形象的自然性、社会性、及其蕴含的作者自况意味等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把握人物形象所蕴涵的多重意蕴，并分析其在当代的价值。新世纪的杜宝形象研究多能客观全面地看待，如王涛《<牡丹亭>杜宝形象重析》一文还原杜宝的真实面目，他并非像很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反面人物，他为官清廉，尽责尽忠，对待女儿也并非绝情绝义。结合汤显祖的政治理想和从政经历，可以摒除学界认为杜宝是封建家长制代言人的偏见，理解杜宝作为一个父亲的难言苦衷。梁瑜霞《从戏剧结构看<牡丹亭>杜宝形象的复杂性》，认为杜宝既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执行者，又是作者理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派官吏形象；同时，杜宝身上还隐约渗透了作者的自我形象。新世纪以来对柳梦梅在剧中所起的作用更加关注，吴天宁《解析<牡丹亭>中柳梦梅形象的意义》认为他在《牡丹亭》中所起到的结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身上无疑体现了汤显祖的进步文人价值观，反映了汤显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因此柳梦梅在《牡丹亭》剧中，并非是一个毫无光彩的角色，而是与杜丽娘的形象相映衬而存在的。胡冠莹的《腐儒不腐》认为陈最良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创造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情”与“理”的集合体。陈最良在塑造人物、发展情节、表现源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情”必然会战胜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理”的主题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也有关于李全、石道姑和春香的文章。对这些人物的关照有利于更加全面理解汤显祖的思想。朱莉丽在《李全形象及其在《牡丹亭》中的作用》一文中认为李全和他的夫人杨娘娘这两个人代表着作者的一种理想。戏曲中的李全和杨氏娘娘没有做宋朝封的王，到海上去做了海贼。这个结局与戏曲最后作者安排的柳梦梅高中状元，与杜丽娘团圆的结局存在一种对比，体现出作者本人在思想上的矛盾状态，处于出仕还是隐世的挣扎中。作者汤显祖一生仕途坎坷，《牡丹亭》中的李全夫妇的生活态度和生存状态可以看成是作者所追寻探索的一种生存方式。沈敏在《<牡丹亭>石道姑形象简论》中认为石道姑是与陈最良在生理和心理上相比照的特殊人物，作者借此抨击了形成人物心理残疾的社会根源。她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女性形象，拓展了本剧女性人物的表现深度。她具有“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丑美特征。李彩霞《绽放在理学藩篱外的一株纯净之花—《牡丹亭》春香形象文化探析》认为春香身上负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是剧中人性“真”美的直觉展现者，作家启蒙思想的另一个承载者。

　　六、艺术手法方面

　　 主要侧重在《牡丹亭》的结构艺术、悲剧表现及审美特色方面。

　　 结构艺术侧重结构艺术、叙事结构、时空结构、二元对立结构、文化结构主义分析等方面。阿进录《<牡丹亭>的文化结构主义分析》认为《牡丹亭》并非汤显祖独创的作品，此前已有类似结构和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同一深层结构和主题的不同处理，分别依附在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化之上，其嬗变演化过程揭示出一个原始题材和结构的价值转换。试图运用文化结构主义批评方法，讨论其共同的主题与结构及其意义。

　　 悲剧研究就悲剧实质、悲剧属性、悲剧审美形态分别加以论述。如王学敏《试论<牡丹亭>的悲剧实质》一文认为《牡丹亭》是一出悲剧。汤显祖运用喜剧手法揭示悲剧内涵的原因。深刻地分析剧中某些情节，就可以看到“乐不胜悲”，从当时具体的社会情况来看，作者是以他自己与剧作主人公都难以回避的悲剧情绪，来表现那个社会“人”的悲剧。通过对杜丽娘的行动、遭遇的描写来反映生存悲剧，并将之扩展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所有“人”。

　　 审美特色着重在审美价值、审美价值的多元化、审美艺术功能方面展开。如周志武、段绍锰《试论<牡丹亭>的审美价值》认为《牡丹亭》充分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情美、人性美。剧中主人公杜丽娘形象有光彩，有深度，最具美感魅力；全剧以爱情为主线，以民族矛盾为副线展开情节，浪浪相推，高潮迭起，冲突尖锐，戏味颇浓；其诗性化、个性化的语言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给人以美感；其空灵、飘逸的梦幻之设，实现了“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的美学思想；它还弥漫着物与意、客体与主体相对应的象征之美；其总体构思深刻独异，具有创新价值，也使作品显现出强劲的关感力度。

　　 另外还有论述《牡丹亭》的插科打诨艺术、文本语言风格、叙事范式、戏剧张力、浪漫主义特色、戏剧冲突等文章。

　　七、舞台表演方面

　　 新世纪以来的《牡丹亭》演出有许多版本：黄梅戏版、赣剧版、舞剧版、昆曲电视剧版、小剧场越剧版、中日昆剧版、莆仙戏版、三山会馆古戏台版、芭蕾剧版、厅堂版、园林版、青春版等等。近十年来对舞台表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青春版《牡丹亭》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从其演出的成功，考察其观众定位、运作机制、时尚元素、文本改编、成功创意等，对昆剧进行改革、实现创作与市场的双赢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如常丽芳的《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及其示范意义》一文就从主题选择、情节建构、抒情性与戏剧性的统一诸方面进行探索。

　　 就传统版的《牡丹亭》演出来讲，朱仰东《再论汤本原著《牡丹亭》的声腔问题》认为《牡丹亭》初创时期并不主何声腔，完全是一部传奇体制式的文人剧作，只不过后来各种唱腔结合自身情况，各取所需，加以改编。也正因如此，一方面该剧在唱腔问题上难以趋于一致；另一方面，该剧能常演不衰。赵天为《曲谱中的<牡丹亭>》一文，曲谱中对《牡丹亭》的改动，是从音乐入手，改调就词。随着戏曲音乐的发展，订谱技艺的提高，《牡丹亭》拥有了自己独立完备的音乐体制，显示出在舞台搬演中的生命力。嗣后，再没有人去走改词就调的老路，《牡丹亭》的失律却恰恰给曲师们提供了驰骋技艺的广阔天地。在中国戏曲由文学时代向演技时代的转移中，《牡丹亭》能以本来的面貌参与竞争，并焕发出新的光彩，曲谱的支撑作用不容忽视。夏琳《昆曲<牡丹亭·游园>唱腔结构分析》，通过对唱腔结构分析，对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牡丹亭》剧本有一定的意义。

　　八、作品比较系列

　　 1、与中国古典作品比较：比较的重点对象是《西厢记》，从女主角形象、女配角形象、才子形象、女性意识、爱情描写、主题、抒情艺术、结构艺术、梦境等方面比较异同。此外还有与《倩女离魂》、《风流梦》、《长生殿》、《红楼梦》等的比较，多集中在爱情描写、主题、情节结构等方面。

　　 2、与莎剧进行比较：在笔者所见38篇跨文化比较的文章中，以《牡丹亭》和莎剧进行比较的有33篇，约占87%，而这33篇中有22篇是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比较。主要集中在两剧在爱情描写、时代精神、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张林、刘须明《爱情之道止于至善—赏心乐事<牡丹亭>与悲情伤怀<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一文，认为虽然剧作家使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但两剧本都具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艺术魅力。两剧所塑造的人物，都具有反抗封建传统、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的新精神；为了追求纯美的爱情，他们的热烈追求的愿望是永不磨灭的。”王冠颖《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菊叶>的爱情结局看中西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差异》一文，从《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以罗、朱的死亡结束出发，认为“两部戏剧的不同结局可以折射出中西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差异”。

　　 段奡卉《人文思想关照下的汤莎女性题材作品——《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一文从中国戏剧大师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各具特色的悲剧中，探讨中西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所体现的反封建、争取婚姻自主、追求美满爱情的思想共核，以及汤莎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女性问题和性别关系问题也正是汤莎士基于人文思想观照下而被发现的。正是这种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和女性的发现的人文理想的立场，才使他们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时代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

　　 艺术手法的比较则侧重戏剧冲突和悲剧美学特征的不同上面。郑维萍《<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冲突之比较》一文认为两剧虽然表达了同样的反封建主义思想的爱情主题，但却在戏剧矛盾突的原因、过程、人物性格、尤其结局方面各显异调，其原因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追求。郗慧娟、郭瑞芳、郝宝燕《从悲剧的角度比较研究<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一文比较了悲剧主题之异同、悲剧情节之异同、悲剧人物之异同等方面。

　　 孙文霞《<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文化要义比较》一文，认为它们在追求爱情自由、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等方面，有其共性文化特征。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两部作品的文化内涵又有很大不同。前者在现实世界中极度高扬人文精神，后者借梦幻鬼蜮世界曲折地反映至爱真情；前者以人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又以基督博爱精神反抗封建仇杀，后者以梦幻真情反抗封建礼教、程朱理学与宗教禁欲，又以佛教来世主义、禅宗哲学、陆王心学反抗现实；前者爱情与世仇的矛盾与释解，最终展示出个人本位的胜利，后者爱情与礼教双轨并峙，展示出对家族本位、封建礼法的认同。

　　 另外还有6篇与《仲夏夜之梦》的比较，孙慧娟《析<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的异同》一文，认为这两部经久不衰的经典浪漫爱情剧，虽然产生于同一时代，但没有丝毫交流的两位大师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了“梦”这一艺术形式，都反映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诞生于东西方两大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下，作品中的梦不仅运用形式不同，而且体现出的意义也不同，不仅情与理各自所包含的意义的不同，而且解决情理矛盾的方式也不同。

　　 此外还有与《哈姆雷特》、《麦克白》、《冬天的故事》进行比较。

　　 3、与其他外国作品进行比较: 庞国太《从<牡丹亭>和<卡门>两部传统戏剧看中外文化之差异》一文，认为《牡丹亭》和《卡门》分别是东方戏曲和西洋歌剧的重要的经典作品。在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艺术传统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是代表中、西舞台艺术的两种高级艺术形式。西方歌剧的立体化织体效果，雄浑伟岸，辉煌壮丽，犹如一座座震撼人的西方建筑，而中国的戏曲的线形韵味则如用“金丝银线”编织成的一幅幅精工织锦，两者都是对人生的咏叹，是体系不同的艺术精品。

　　 廖奔《观念挪移与文化阐释错位——美国塞氏<牡丹亭>印象》一文，描述了作者赴美观看美国先锋派歌剧导演彼得·塞勒斯(Petter Sellars)执导的实验剧《牡丹亭》之后的感受，既有因迥异于固有的传统审美心理而兴起的抵抗，又对塞勒斯的强烈创造意识表示钦佩，认为这是一次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极有意义的尝试。

　　蒋锐航《呼啸而过的中国情结———<呼啸山庄>与<牡丹亭>比较谈》，《呼啸山庄》是一部象征意义丰富的小说，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品，主人公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两人的爱情从误解到憎恨再到痛苦，最终灵魂相伴而彼此安息，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融为一体。杜丽娘与柳梦梅生生死死演绎的至真、至纯、至美的爱情

　　颂歌与《呼啸山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池洁《两部为情还魂的旷世杰作—汤显祖<牡丹亭>与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狄茜>之比较》，学术界常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作比较研究，但由于汤显祖写的是配乐演唱的戏曲，而莎士比亚写的是纯为对白的话剧，两人的作品不属于同一种艺术样式，因此两者的比较似仍欠全面妥帖。作者认为将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这两种配乐演唱的舞台剧作比较则更为恰当，故拟将两部歌硕爱情的名作:汤显祖的《牡丹亭》与格鲁克的《奥菲欧与尤丽狄茜》作一番比较研究，从作品产生的时代及主题思想、戏剧情节、艺术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三个方面作出比较分析，进而指出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的的共通之处与不同特点，藉此为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视角。

　　翁敏华《中日两国的梦意识和梦幻剧———以《牡丹亭》、《井筒》为视点》一文，欲研究中日两国的梦意识和梦幻剧，以汤显祖《牡丹亭》、世阿弥“梦幻能”《井筒》为比较之契点，来观照两国民俗、文化、戏剧和艺术思想上的种种异同。

　　九、考证校注方面

　　 霍建瑜《<牡丹亭>成书年代新考》从《牡丹亭·题辞》署年有“万历戊子”与“万历戊戌”，二者相差十年，且“戊子”本与“戊戌”本确有不同之处，霍文认为《牡丹亭》存有两种版本系统：即“戊子系统”与“戊戌系统”。作者所见《牡丹亭·题辞》署年为“戊子”者有十一种之多，兹选取其中除臧懋循改本外距今最早的三妇本及笔者新发现的文立堂本，与“戊戌系统”本中目前所见最早的石林居士序本及怀德堂印本进行文本比勘，可知：“戊戌系统”本较“戊子系统”本成熟；“戊子系统”本与“戊戌系统”本是初版本与再版本的关系。另外还几篇对徐朔方先生《牡丹亭》笺校本标注订校以及《牡丹亭》续作考论的文章。

　　十、传播接受方面

　　 1、读者接受：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女性读者对《牡丹亭》的阅读接受，这样的文章有数十篇之多，多从接受心理学及传播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李祥林的《明清女性接受视野中的<牡丹亭>》认为，就剧中人言，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能够在睡梦中得到，因为人只有在下意识的梦境中才逃得开理性的监控;就接受者言，生活中难实现的梦想，可以在艺术中实现，因为人可以在自由的艺术天国中去寻求心理补偿。从潜意识层面看，明清女性接受者由衷喜爱《牡丹亭》，正反映出现实压抑状况中的她们渴望通过这“白日梦”般的艺术得到某种心理减压。王宁的《明末清初江南闺阁女性<牡丹亭>阅读接受简论》认为明末清初江南闺阁女性的《牡丹亭》阅读是《牡丹亭》接受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借助当时通俗读物的刊刻而流行，并与“情迷”思潮相呼应。这种阅读首先以忘我式沉浸为特色，显现出当时闺阁女性的情感状态，冯小青的凸显正说明了这类接受的流行。其次，它还以“评点”的形式呈现，以女性特有的“感性”触摸经典，反映了《牡丹亭》审美之感性和直观的一面。更为重要的，这种阅读同时构成了《牡丹亭》传播的一个重要层面，即《牡丹亭》传播和流布的重要途径。

　　 2、创作接受：创作接受体现在其他文体对《牡丹亭》的接受、明清戏曲对《牡丹亭》的接受以及改编本的出现等方面。

　　郑升《情的承继与新变——试论才子佳人小说之“情”对<牡丹亭>之“情”的接受》认为在“情”的内涵与表现上，才子佳人小说更多地接受了《牡丹亭》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在写真情、写痴情、写对“知音”的期盼与追求的承继，以及“知音”标准和内涵更为具体丰富、由情理对立变为情理调和的新变。这种现象反映了明末“尊情”进步思想，古代文人心理结构，作家创作思想，时代特征以及《牡丹亭》之“情”自身的丰富性内涵对这种文学接受现象得以产生的意义和作用。高雅芳《<牡丹亭>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认为《牡丹亭》在故事结构、情节安排、人物设置、思想主旨、审美风格等方面，都对后世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张宏生《词与曲的分与合——以明清之际词坛与<牡丹亭>的关系为例》认为明清之际词坛不少人喜用联章词写士女之情，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明代传奇的影响。在语言上，词曲之间也有互动，《牡丹亭》中的相关语句，就在明清之际词人的笔下大量出现。王士禛本人在对《倚声初集》中所选录的作品进行评价时，也非常称赞词与《牡丹亭》所发生的种种联系。

　　 梁波《世间只有情难诉——浅析<牡丹亭>之于明清文人传奇的情感关涉》一文认为汤显祖之《牡丹亭》的“至情”，是文学史给予《牡丹亭》的根本定位，并在整个明清传奇史上具有极广泛的情感关涉。其引发的此后文人传奇均难逃“牡丹窠臼”、甚至才女“情死”的极端现象，都堪称明清文人传奇之情感格局的最大“影响元”。王永恩《重合的意义:试论<牡丹亭>对晚明戏曲小青题材的影响》认为晚明出现了多部描写小青故事的剧作，这些作品均明显地受到了《牡丹亭》影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故意让小青形象与杜丽娘形象最大限度地重合在一起，以使观众能更好地理解小青。在情节构置上，《疗妒羹》和《风流院》都改变了小青传说的结局，而极力模仿《牡丹亭》的故事结构，努力使小青故事变得圆满，以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

　　 明清之际，众多文人、艺人根据各自的审美需要和艺术趣味，根据观众对戏剧的接受程度，先后对《牡丹亭》进行了改编，从而加速了《牡丹亭》这一剧作的传播。其中，冯梦龙的改编本影响较大。胡颖《试论冯梦龙对<牡丹亭>的改编》从剧情、人物、舞台等角度将冯本和汤本《牡丹亭》进行逐一比较，由此得出，冯本《牡丹亭》更富有戏剧性，更适合舞台演出的需要。刘淑丽《清代艺人对<牡丹亭>的改编》以反映乾嘉时期剧场情形的重要演出台本选辑《缀白裘》、《审音鉴古录》为根据，以两书中最常上演的折子戏《游园》、《惊梦》及对原本作了较大改动的《离魂》(原本《闹殇》)为例，详细说明艺人对《牡丹亭》进行删繁就简，变雅为俗，使作品更加贴近生活的改编的。王省民《从全本戏到折子戏——对牡丹亭改编的传播学解读》，全本戏和折子戏是明清戏曲在舞台演出中的两种主要形式，这两种形式在康乾盛世实现了转换。王文以《牡丹亭》的改编为研究对象，对其改编形式进行传播学的解读，并探讨两种改编形式的转换与明清戏曲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

　　 3、批评评点接受：对《牡丹亭》的评点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妇合评本上，郭梅《从今解识春风面，肠断罗浮晓梦边——<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述评》、姚品文《知识女性的理性精神—也说<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均充分肯定三妇合评本的理论价值。刘毅《文本在评点传播中放大——以<牡丹亭>的评点为考察对象》以《牡丹亭》评点资料为素材，对评点者、评点内容和评点形式进行一番考察，探讨戏剧评点在文本传播中的价值及其意义。涂育珍《论<牡丹亭>文人评点本的“文体”自觉》从文体自觉的角度分析了文人对《牡丹亭》的评点，着重探讨了文人评点本中对戏曲文体特征的认知。王省民、黄来明《<牡丹亭>评点的传播学意义》认为评点使《牡丹亭》有了二次传播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手段，它还体现了评点者对戏剧作品的接受，也是再传播的开始，是促进戏剧作品进一步传播的重要途径。

　　 复旦大学张雪莉的博士论文《<牡丹亭>评点本、改本及选本研究》以《牡丹亭》评点本、改编本、选本(台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透过对减慰循、茅瑛、王思任、吴吴山三妇、冯梦龙等诸家评点本、改编本以及《月露音》、《词林逸响》、《万壑清音》、《怡春锦》、《缠头百练二集》、《玄雪谱》、《醉怡情》、《缀白裘》、《审音鉴古录》等明末清初出版的选本(台本)的研究，考察汤显祖《牡丹亭》在评点家、改编者、选家的共同努力下，致力于传奇文学语言结构自身内部规范的制定、修正和完善，实现从案头走向场上的独特历程。

　　孙书磊《论晚明文论话语下的<牡丹亭>批评》认为作为戏曲批评的晚明《牡丹亭》批评同时又是一种文学批评现象，与晚明的文学批评趋势息息相关。晚明时期的《牡丹亭》批评不仅体现着晚明文论话语中独特的戏曲批评思想与方法，而且对当时的《牡丹亭》传播也产生一定影响。晚明主要的文论流派是唐宋派、公安派以及由公安派极端发展而形成的竟陵派等。由于竟陵派出现得比较晚，所以晚明《牡丹亭》批评所接受的文论话语主要来自于唐宋派和公安派。

　　 4、传播接受：明清时期的戏剧传播有文本传播和演出传播两种方式，这两种传播方式并行向前发展，相辅相成，形成一种合力。戏剧的影响力就是通过这两种传播方式不断扩大。每一次的刊印都是戏剧传播效果的进一步扩散、放大，使戏剧作品获得更多的读者；每一次的演出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戏剧的通俗化，使戏剧传播更加深入民间。王省民《试论明清戏剧的传播模式——以<牡丹亭>的传播为例》以《牡丹亭》的传播为例，研究《牡丹亭》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情况，探索明清时期戏剧传播的基本模式，从而更好地认识戏剧的社会价值。王省民、邹红梅《<牡丹亭>在民俗文化中的传播》从民俗文化的角度考察《牡丹亭》的传播情况，初步评估民俗文化在《牡丹亭》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上海戏剧学院王燕飞的博士论文《<牡丹亭>的传播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汤显祖与《牡丹亭》”是有关《牡丹亭》的作者和文本以及时代环境的分析。第二章是对“《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之分析。第三章是有关“《牡丹亭》的舞台传播”之分析。第四章为“影视《牡丹亭》——《牡丹亭》的大众传播”。对《牡丹亭》的文本和舞台传播进行梳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