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汤显祖和袁氏兄弟相识于万历二十三年，此后他和袁宏道同为遂昌、吴县县令，又先后辞官弃官。两位文坛巨子、吴越县令的这段交往，不仅写下了文坛佳话，他们在任上所写的尺牍，也让我们看到了晚明士人在苦闷与自适中挣扎的文化心态。

　　 关键词：汤显祖；袁宏道；遂昌；吴县；尺牍；文化心态

　　 言为心声，人如其文，如果我们对此不作一些特别的引证，那么相比庄重严肃的载道文章，尺牍应当比别的文体更能够体现这一点，也更能够鲜活而真实地表现其人性情、其时心态。

　　 万历二十三年，以遂昌知县身份晋京述职的汤显祖，与“公安三袁”在北京相识相知，其后和初入仕途、选为吴县知县的袁宏道相偕出京，明代文学史在文坛这两位影响甚大的忘年交之间出现了一个交汇：二人同为吴越县令并先后辞官、弃官；二人曾在县令任上互通声息以证同心。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分别后在吴县令任上，袁宏道深情地写信给汤显祖道：“肠中欲语者甚多，纸上却写不尽，俟异日面谭。”(《汤义仍》二)[1]^p62永嘉名士黄国信因仰慕弥深而千里面见袁宏道，大约他对袁宏道表达了仰慕汤显祖的意思，袁宏道写信给汤显祖道：“料中郎之屣可倒，义仍之榻亦可下矣。”袁宏道又以“大人”，“飞龙”比喻屈居知县的汤显祖，并向汤显祖倾吐自己做吴县令的烦恼，向汤显祖大声呼叫“知己教我”(《汤义仍》一)^1p60。袁宏道这样的士人决不会将同怀和“知己”轻许于人，而汤显祖在遂昌写的尺牍中虽未见回信，诗中却有《寄袁中郞》等诗，表达了对袁宏道及袁氏兄弟的友情。他更为深情的回应，则是在近二十年后还在给袁宗道的信中，追溯与袁氏兄弟相交的往事，并为“中郎有子而才”[2]^p1361感到欣慰，此时袁宏道已逝去四年。

　　 虽然袁宏道欲与汤显祖“俟异日面谭”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是两位文坛巨子、吴越县令的这段交往，不仅写下了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他们在知县任上所写的尺牍和先后辞官、弃官之举，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期的士人，对社会人生抱有怎样的一种态度，进而从中窥视这对忘年交在先后进行同样的选择时，思想感情上有着怎样的共振和差别。

　　 一、官居县令的苦闷：纠结于出与入

　　 出与入，似乎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个最为纠结的难题，苏轼以诗性的形式展示这一矛盾：“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水调歌头》)在另一个时代，袁宏道则直书烦恼道：“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变而月不同，苦亦因之。”^1p65他列举了作官则有官之苦、作神仙则有神仙之苦、作佛则有佛之苦、作乐则有乐之苦、作达则有达之苦，拥有钱财亦与自逸有违等种种苦况。可见苏轼纠结的是政治处境，袁宏道纠结的是个性自由。虽然不同时代的仕途苦闷具有不同的实质，但其表现形式是一样的，即要不要彻底摒弃仕途。正是在这一点上，汤显祖也显得很纠结，但其苦闷的原因显然比袁宏道更为复杂。

　　 (一)居县令皆有所不得已

　　 万历二十一年，因上《论辅臣科臣疏》得罪首辅申时行而被贬官徐闻的汤显祖，从海角天涯量移地处浙东山区的遂昌为知县。在他和当时的不少朋友看来，这只不过是还朝前的一时屈居而已。其心虽然有所不甘，其意虽然有所不得已，却也并非不可暂时为之。所以，深山中的汤显祖曾颇为得意地对朋友夸耀遂昌。一则曰：“平昌令得意处别自有在。第借俸着书，亦自不恶耳。”(《答习之》)^2p1362再则曰：“如弟量移，殊为多幸。”(《答李宗诚》)^2p1336三则曰：“如三家疃主人，不复记城市喧美。见桑麻牛畜成行，都无复徙去意。”(《寄曾大理》)^2p1332田园牧歌式的情调，在其诗歌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如果仅读这类作品，我们会误认为汤显祖真的已不在乎仕途前景如何，而真的甘愿僻处山野。

　　 其实另有尺牍透露出汤显祖以“处”待“入”而不得的郁闷心境。在吏部李宗诚罢官归丰城时，汤显祖在给他的信中一面说“山中自有山中作用”，一面又说“若空度许时，处不如出矣”。可以想见，下文他说自己“一推南礼，再阻南刑，养拙括苍，殊快”(《与李宗诚》)^2p1337，未见得是由衷之言。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提出让汤显祖恢复原职而不得，又想调他为南京太仆寺丞，唯恐通不过，打算先调他到南京刑部再说。但一再降低要求，仍然无济干事[3]^p93,汤显祖只好“养拙括苍”了。然而在“也有云山开百里，都无城郭凑千家”(《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2p495的遂昌小城，又如何能够遂其万里之志？所以，越过千山万岭，在汤显祖的视线中，“帝城”犹如遥远的星光，总是那样隐隐约约，却又时时在望。他这时期寄给朝中大臣的书信，充满了对上升的企盼：“山城厄塞，无缘一望帝城为怅。”(《寄章仲明侍御》)^2p1341“拟附凤而卷阿之车马何多，欲登龙而积水之风云自少。至如某者，匡中朽桎，蠡外寒流，高掞天庭，已识渊云之秀，低回世路，弥沾蜀日之华。山木歌其不知，澧兰思而未敢。三年待罪，尔庭身素食之惭；一念好贤，王室世衮衣之敬。在戋戋而莫展，庶断断以如容。”(《谢陈玉垒相公》)^2p1339陈玉垒万历二十二年改官文渊阁，加太子太保，汤显祖写此信，大概是想得到他的援引。其用世之心之急之切，流溢于这类尺牍的字里行间,与同一封信中“至于世寄，可与悠然，悠然之心，差可寄世”的下文对读，可见他的心情是何其矛盾。悠然寄世决非十年寒窗的目的，为世所用又非人力之可为，放弃一切而赋“归去来兮”则心有所不甘——这样的无奈，这样的不得已，或许苦闷一词已不能囊括。

　　 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本无不可，但今日之藏，是为了某日之用。“用”的条件是遇到礼贤下士、志同道合的明主，可惜汤显祖的情况恰恰相反。“心知故相嗔还得，直是当今丞相嗔。”(《漫书所闻答唐观察四首》)^2p505因上《论辅臣科臣疏》而得罪的首辅申时行虽然已不在位，但“当今丞相”王锡爵的阻挠，终使汤显祖青云路断，上升无望。如果说仕途被阻，是因为自己的才干不足，那无由怨人。但怀才不遇而仍不死心，这就不是人人都能一笑了之的了——暂时屈居下位的打算一旦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苦闷，乃至怨恨，也就由此而产生。在与知交的信中，汤显祖以两副交错的笔墨，充分表现了这一心态：“满堂溪谷风松，弦歌嗒尔，时忽忽有忘。对睡牛山，齁齁一觉，稍闻刘顾二君子前后见推，几逢其怒。执政者太执乎！得天下太平，吾属老下位，何恨！”(《与帅惟审》)^2p1323“何恨”正是恨恨，典型的正话反说。“与世无争，安之若素，不是他的本心而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3p92

　　如果说汤显祖屈居遂昌县令是出于不得已，那么初入仕途为吴县令的袁宏道为何也由于不得已呢？我们说袁宏道之于吴县令，缘于仕途常规，这对于一般士人而言，是一条再正常不过的人生道路，然而袁宏道偏偏是生来就不要做官的，却又不能一开始就有违于常道——其不得已在此。他向舅父诉苦说：“‘无官一生轻’，斯语诚然……甥宦味真觉无十分之一，人生几日耳，而以没来由之苦，易吾无穷之乐哉！”“直是烦苦无聊，觉乌纱可厌恶之甚，不得不从此一途耳。”(《龚惟长先生》)^1p35我们只能说，汤显祖和袁宏道之不得已的区别，在于一个的不得已，基于一时不得其位之无奈，另一个的不得已，则基于天性不能不屈从于世俗的痛苦。正因为如此，袁宏道极为苦闷地表示：“吴令繁冲，苦痛入骨，没奈何只得低头做去，终是措大无远志耳。”(《梅客生》)^1p92把内心的无“远志”陈说于人前，可见传统的“立志”大道，对于晚明走出传统较远的士人而言，实已成为古董。所以在现实世界中，当他们与父辈保守的传统观念交锋时，必然痛苦于被逼迫。因此到万历二十八年，脱离了县令苦海却不能不再次走上仕途的袁宏道，又对友人诉说了其仕宦与归隐的矛盾心境：“虽严亲尊命，屡以出相迫，然懒癖已成。孝绪之绝宦，与太真之绝裾，心或有可忍不可忍也。”(《黄平倩庶子》)^1p252袁宏道在这里举了阮孝绪和温峤(字太真)两个相反的例子，以表明自己的万般无奈和不得已。

　　 (二)居县令之有为和无为

　　 居于其位的本心如何，决定了官吏行令施政的态度和作为。从总体上说来，汤显祖和袁宏道无论怎样的不愿居于其位，但为官的责任心都还是有的。处乎有为与无为之间，也就自然成为他们、尤其是汤显祖最合理的为令选择。

　　 尽管自认为屈居或暂居平昌令，汤显祖还是竭力为贫穷的山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他的为官之道并未逾越儒道传统，二者互补，大体平衡。所谓“斗大平昌，一以清净理之，去其害马者而已”，所治效果良好，“士民惟恐弟一旦迁去，害马者又怪弟三年不迁”(《答李舜若观察》)^2p1344，更重要的是“讼为希止”(《寄荆州姜孟颖》)^2p1366，这足见汤显祖治理地方的才干。据徐朔方先生考证，所谓“去其害马者”，如对付曾任吏科都给事中，告假回乡的官绅项应祥包庇其家族规避田赋，欠交税款之事，有《复项谏议征赋书》^3p96为佐证。

　　 完全实行清净无为之治而不能，施行儒家的仁政，也仅止于纵囚观灯，灭虎兴学之类。“新旧相承，情难自外，惟更有以督教，加爱遗民”(《与黄对兹吏部》)^2p1349，这就是一个好县令在当时所能选择的情境。汤县祖以“清吏”自居，但“世俗何知清吏之苦”。放下情面谢绝打抽丰者，也算是造福地方了。“遂昌厄仄，何得秣之子之马，一唱《皇华》”(《与来武选》)^2p1345。真是人尚未到，已“《皇华》歌送客”(何景明《送杨驿丞》)了。这样的尺牍，汤显祖写了多封，仅只能为遂昌人民省下一点钱粮而已。这也正见其“捉衿决履，支护为劳”(《答李宗诚》)^2p1336的窘迫。《答平昌孝廉》所书情形，道尽了穷县令的为难：“诸君贫而病，令尹病而贫。山水寥寥，爱莫能助。方自恨弦歌浅韵，诸君那得澹台也。”^2p1365汤显祖的愿望似乎很简单，他在《与于中父》中说：“此中进退竟是如何？弟惟喜朝家有威凤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升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2p1372然而要使“郡邑无饿虎之吏”似可为，要阻挡来自上方的掠夺谈何容易！万历二十四年的“矿税”致“地无一以宁，将恐裂”(《寄吴汝则郡承》)^2p1363，就不是一个县令治得了的了。可见，无为和有为，在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职官自己的选择，何况区区一个县令！

　　如果说遂昌的财力让汤显祖越发感觉到做县令的窘迫，那么这个时期在吴县这样富足的地区为令的袁宏道，又作何感想呢？他在上任之初曾颇为自负地写信给汤显祖说：“作令无甚难事，但损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即是不及事耳。吴地宿称难治，弟以一简持之，颇觉就绪，但无奈奔走何！兄老吏也，有可以请益者，不妨教我。”(《汤义仍》二)^1p62看来袁宏道最苦恼的还是一个“烦”字，未见回信，不知汤显祖怎样看这个问题？但两个县令所烦恼的显然不是一回事：袁宏道对县令的烦恼，更多的倾向于自我张扬，而汤显祖的烦恼，则更多的缘于传统士大夫的立功情结。

　　 袁宏道在致其兰泽、云泽二叔的信中承认金阊是繁华地，但这一切与他个人无关，“令自苦耳”。为什么呢？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完全是从个性出发，认为山水繁华之“乐”皆为“豪客”、“幽客”、“游客”占去，做县令唯一“苦”字。苦在要面对粮长、刁民、囚徒，而自己“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1p28？他又在给友人的信中把县令分为三种：“有仙令，有才令，有奔走之令”，他自己是处冲要之区的奔走者，“其人最苦最下”(《管宁初》)^1p210。在他眼中心中，吴县令简直“繁苦不堪”，“头头是事”(《陈志寰》)^1p106，“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江进之》)^1p113！“旁观者谬谓仙令，不知令自谓苦行头陀也”(《王百谷》)^1p121。他在这时期的书信中倾诉得最多的，就是一个“苦”字。典型者如给沈广乘的信：“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上官如云，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1p226-227在给丘长儒的信中也是同一副声口：“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1p146对比汤显祖的苦恼，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明显的区别——汤显祖更为人而袁宏道更为己。儒家传统文化倡导前者，而晚明个性主义的张扬却正以后者为标志。立足于人类和人性大文化的视野，我们对二者很难加以抑扬，亦不必有所褒贬。

　　 二、自适的追求：在为官与辞官弃官之间

　　 我们之所以说对为人与为己不必有所抑扬褒贬，是因为冲决理学禁锢这一时代思潮的发展，到汤显祖和袁宏道为县令的时期，已经势不可挡。但无论这种情况多么复杂，其中有一个词相当醒目，这就是自适。汤显祖和袁宏道辞弃县令的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这个词在二人的最终选择中，其意义都是相当重大的。

　　 做县令这样的七品芝麻官，特别是在吴县这样的冲要之地，对于袁宏道来说是进入仕途的一个起点，算不上屈居，而做遂昌县令，对于汤显祖来说却很委屈。所以要说无为有为，汤显祖意在入世而有更大的作为，袁宏道则完全意在山水之间，这就是两代士人个性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同了。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张扬个性的道路上，袁宏道走得比汤显祖更远呢？抑或可以更进一步说，从汤显祖到袁宏道，“情”与“理”的冲突表现于个人的选择，“情”的比重更为加重了呢？世俗的功名利禄被更多的士人视为敝屣而不愿受其束缚，晚明大小官员动辄挂冠而去，致使政坛缺官的怪现状之出现，固然还有其它重要原因，但个性的张扬未尝不是重要的因素。山人现象在晚明成为一道社会风景，如一些学者指出，也不是传统的江湖与庙堂，在野与在朝之对立情绪所能解释的。就汤显祖和袁宏道而言，束缚的解脱虽然充满了矛盾和苦闷，但个人心志的决定性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就性情而言，在遂昌令任上的汤显祖显然更为委屈性情，而在吴县令上的袁宏道却更为追求性灵，但殊途同归，二人最终的选择是一致的。徐朔方先生认为袁宏道辞官在先，汤显祖弃县令有可能受到他的影响^3p103，这样的推论不无道理，有袁宏道致屠隆的信为证。但袁宏道辞县令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此还写下了著名的《去吴七牍》，而汤显祖之弃县令，如果不是出于对还朝的完全失望，兼之县令颇不易处，无论外因怎样，是很难下定这个决心的。也即是说，自适固然是晚明士人的普遍追求，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是份量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具体说，汤显祖的自适本可以和在位并行，但条件是要能实现自己的仕途理想。遂昌的山乡风景和淳朴民风，曾给他带来了恬淡适意之感，而他这时期的尺牍，对这种县令心境也有许多描绘。如上文所举《寄曾大理》一信所言“都无复徙去意”^2p1332，又如《答畲内斋》对遂昌为令乐趣的描述：“平昌拥万家为长，含峰漱谷，大类五松。风谣近胜，琴歌余暇，戏叟游童，时来笑语。当其得意。”^2p1342《与周叔夜》更说“人生忙处须闲。弟作县何如，直是闲意多耳”。如此说来，弃与不弃，于我何有哉？所以，必得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才能促使他完成实质性的归隐，才能真正做到不挂怀于还朝。一般认为促使汤显祖最终弃遂昌县令而去的原因有三：还朝无望；矿税骚扰；袁宏道辞吴县令的影响。我以为还应当加上一个：内心深处对自适的追求。否则汤显祖之弃官，与传统士大夫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多年后他说：“我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与宜伶罗章二》)^2p1519什么是“认真”？不过是对个性的坚持，对真性情的坚持而已。不肯与时俯仰，随时从俗，再没有比“自适”二字能够更好地诠释“认真”了。既然因为《上辅臣科臣疏》的“认真”而致仕途淹蹇，后来的种种努力也都是徒然，那么何不再“认真”一次，弃县令而还乡呢？真性情又一次主宰了汤显祖对命运的选择。设若他一直在遂昌令上忍受下去，那就不是《牡丹亭》的伟大作者了。

　　 袁宏道则不然，在任吴县令之前，他并未如同汤显祖那样遭遇过命运的阻厄，所以他之坚辞其职，完全出于单纯的对自适人生的追求。其实汤显祖虽然似乎比他更传统，但在当代士大夫中，也算是常有惊世骇俗言行的人了。他和袁宏道的忘年之交，本就缘于性情相近。也因此，袁宏道在吴县任上向他引荐屠隆时，对他完全以同怀视之。吴县令袁宏道给遂昌县令汤显祖的一封信，在今天读来也仍令人忍俊不禁：“近况如何？长作此官，况当不甚佳，然僻在万山中，无车马往来，况亦当不甚恶也。所云‘春衫小座’者随任不？闻亦是吴囡，若尔，第亦管得着矣。”(《汤义仍》二)^1p62这样的信只有袁宏道能写，也只有汤显祖能受得起，这不是性情之交又是什么？汤显祖可以拿屠隆的梅毒取笑^2p644-645，而袁宏道给他的信，同样可以拿他的待妾开玩笑，丝毫不必顾及长者之尊。可见，这是一群多么有性情也以性情相交的文士。这样的情形，大概也只能在晚明文士的作品中看到。有真性情者总是要追求自适人生的，汤、袁二人只不过是表现不同罢了。

　　 袁宏道在吴县给遂昌令汤显祖的第一封信中，就因为自己“作吴令，备诸苦趣”而推想遂昌令亦不免如此，所以推心置腹地对汤显祖说：“人生几日耳，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非不丑贫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人，是第一种人，故漆园首以逍遥名篇。鹏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笼致之，若其可笼，必鹅鸭鸡犬之类，与夫负重致远之牛马耳。何也？为人用也。”^1p60这是两县令的相知，亦是求自适者共同的心态。在给屠隆的信中袁宏道很干脆地表达了辞官之意，并请他代达汤显祖：“俗吏之缚束人，甚矣！明年将挂冠，从长聊游，此意已决，会义仍先生，幸及之。”(《屠长卿》)^1p63吴县令袁宏道真是把遂昌令汤显祖视为同怀，才会如此集中地对他表露心曲。

　　 袁宏道对其舅父也表示了其自适追求，他說：“作世间大自在人，无论知县不作，即教官亦不愿作矣”。(《龚惟长先生》)^1p35他甚至写信对其友张幼于说：“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令诚苦我；病解令，病不乐我耶？”^1p131如果一个人愿意以生大病来换不做官，那就真是不能强求的了。“大官谁不愿做，然大官累人，远不如闲散之可以适志也。人生如此而已矣。”(《陶石篑》)^1p68纵然不能骖鸾驾鹤，逍遥于云海，“亦当率行胸怀，极人间之乐”(《管东溟》)^1p154，一旦辞县令而去，则“泉石钟鼎，意趣别矣”(《董思白》)^1p163，这就是袁宏道在吴县令上的憧憬。他又引用惠开“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之语，向朱虞言(司理)表达了对自适的追求，并说自己是“萧散无用之人”，“拼一黜废，何求不得” ^1p191？万历二十五年辞官后在无锡，他还写信给朱虞言申述自己的意愿：“性与俗违，官非其器”，“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立德立功，自有青云故人在”。^1p192正因为如此，他以祖母之病为由七上辞呈而终得于如愿，却去尽情泛游山水。袁宏道的自适追求，鲜明地表现于他在吴县尺牍中常用的几个词语上：自逸、大自在人、闲散、适志、萧散无用之人。关于这类词语的内涵，他在给龚惟长的一封信中有淋漓尽致的描述。他认为“真乐有五，不可不知”：声色鲜谭；宴乐无度；同心友数人为乐；泛家浮宅游乐；恬不知耻托钵歌妓院。而“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1p33-34。这类惊世骇俗的话，在袁宏道的吴县尺牍中，可谓不胜枚举。弃官不是因为仕途不得志，而是因为根本就不想走仕途。可见，居吴县令在袁宏道叛逆士大夫传统，追求自适人生，换言之即追求性灵这一重要思想的历程上，有发韧意义。而汤显祖主情论在其戏曲中的呈现，亦以弃遂昌令之后最为集中。应当说，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时代两位巨子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汤显祖和袁宏道在县令任上的尺牍，既表现了仕途的苦闷，也显示了对自适的追求。这是晚明士大夫不同于传统的地方，但袁宏道比汤显祖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