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敏

　　一

　　凛冽寒风夹杂着鹅毛大雪，从铅灰色的苍穹中肆意撒落下来。一会儿，屋舍、街巷，还有临街的树木，全都覆上一层洁白。

　　屋内，一群人围坐在火炉旁，炉上的水壶丝丝冒着热气，与茗香、酒气混杂在一起，氤氲着欢快和温馨的气息。他们举杯痛饮，纵论诗文。这些人中，遂昌县令汤显祖最为开心，他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朋友。朋友中，有声震文坛的“公安派”三袁——袁宗道(字伯修，号玉蟠、石浦)、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六休)和袁中道(字小修，号凫隐居士)三兄弟，还有官居翰林的王图(字则之，号衷白)、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以及临漳县令王一鸣(字子声)。

　　汤显祖此番入京，是因为他在遂昌县令任上已近两年，按规定赴京“上计”，即汇报为官政绩，供吏部考评之用。这些日子，他一直寓居在宗道家中。袁宏道，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二十二年十二月来京谒选，候吴县令。他们朝夕相处，汤显祖跟三袁谈论最多的还是文学问题。

　　次年二月，汤显祖与袁宏道相约一起南下。他们一起同出都门，汤显祖诗兴大发，赋诗《乙未计逡，二月六日同吴令袁中郎出关，怀王衷白、石浦、董思白》云：“四愁无路向中郎，江楚秦吴在帝乡。不信关南有千里，君看流涕若为长。”他们同行一段路后，却中道相离。先行到达吴县的汤显祖久久没有等到袁宏道，有些失望，只得一人怏怏回到遂昌，但对袁宏道的牵挂、思念却与日俱增。他写了书信给袁宏道：“出关数日作恶，念与君家兄弟五六人，相视而笑，恍若云天，一路待君不至，知君已治吴。吴如何而治？瞿洞观相过，应与深谭。”

　　二

　　袁宏道到苏州府吴县上任后，马上投入到繁杂的事务之中。

　　他整肃吏治，为政简易，加上智慧超群，一般案件皆能明断，无须杖笞刑讯，时人称之为“升米公事”。他居官时间不长，仅两年时间，自称为“六百日令”，但颇有清名，甚得人心，“先生为令清交骨，才敏捷甚，一县大治”。当时苏州籍当朝首辅申时行对他颇为看好，说“二百年来，无此令也”。

　　但是，在平静水面之下，却已暗流涌动。

　　当时的晚明帝国王朝，国势已然出现颓败的迹象，平定哱拜叛变、抗击日本入侵的朝鲜之役、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的播州之役的“三大征”，使国家财力消耗殆尽；还有坤宁宫、乾清宫失火重建，亦需耗费重金。于是，朝廷命令征收赋税有十余项，绞尽脑汁加紧对百姓的盘剥。

　　吴县，这个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的富庶之地，自然是苛税的重灾区。虽然宏道施行仁政，体恤百姓，对当时遭受特大水灾的农民，能够勘实后减税正额，但是对于朝廷新近下达的繁重苛税，他也无能为力。他在《逋赋谣》感叹：“安得普天尽雨金，上为明君舒宵旰。嗟乎！民日难，官日苦，竹开花，矿生土。”

　　作为一介书生，袁宏道在吴县县令上，做得有点郁闷。他觉得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甚烦苦，殊不知田舍翁饮酒下棋之乐也”。在《与丘长孺书》中这样表述自己的险恶处境：“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这种为官生活跟诗人的思想、品性相左。或许他不太适应这种混浊不堪的官场生活。

　　愁闷之余，他想起了好友汤显祖，给他倒倒苦水：“作吴令，备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复云何？俗语云：‘鹄般白，鸦般黑。’由此推之，当不免矣。”他还写了自己的人生感慨，“人生几日耳，长林丰草……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意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他借分析陶潜的去官隐居之因，表露希望寻求淡泊闲适的心情，远离尘嚣，使身心愉悦。同时，“宁乞食而不悔”可以看出宏道辞官的决心之大、态度之坚。

　　甚至，袁宏道还想去遂昌会一会老朋友。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他与屠隆相约同去，但公务实在繁巨，无暇成行，屠隆只好孤身一人前去。后来，宏道每每说起此事，他都觉得甚为遗憾。

　　确实，汤显祖在遂昌，也遇到相同的难题。万历二十四年(1596)冬，朝廷委派太监曹金任两浙矿使前往督办。次年春，曹金到达遂昌逼迫开采，当时遂昌有黄岩坑矿(今遂昌金矿前身)，他虚报矿坑七十三处，一时民怨沸腾。这也使汤显祖大伤脑筋，一方面朝廷得罪不起，但又不想百姓为此遭殃，他整日陷于矛盾之中。

　　而袁宏道呢，坚持不懈七上“乞归”状，终于如愿。

　　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袁宏道获准同意其回家养病，待病愈后再履故职。汤显祖闻知消息，写了诗《寄袁中郎》替他高兴：“手版鞭笞即刻无，时从高卧客酣呼。皆知制作能兼锦，朝判长洲夜判吴。”

　　一年后春天，汤显祖挂冠归去，再没有出山。

　　这年秋天，他的传世名著《牡丹亭》在家乡临川付梓。汤显祖在第一时间，赠给了袁宏道。袁宏道心仪他的才情，把它当作案头之书。午夜时分，冷雨敲打在窗外的芭蕉叶上，书斋潇碧堂黄晕的一团灯光，笼罩着柳梦梅与杜丽娘凄美的生死爱情故事。他兴之所起，一边阅读一边批注。读至《耽试》，柳梦梅耽误科举要撞阶而死时，他笔尖流出的是丝丝缕缕挽留和同情，“有小姐为你重生，不可死”。读至《圆驾》，柳梦梅被冤枉，袁宏道书写的心声是“状元何罪”。当他看到陈最良教杜丽娘读《关雎》，将其解释为吟咏后妃之德，直接批注“关关雎鸠害人不浅”；杜丽娘的丫鬟春香说“(贴)昔氏贤文，把人禁杀，恁时节则好教鹦哥唤茶”，直接写出“千古至言。令人父子不相识”。可以看出，袁宏道读《牡丹亭》，深谙好友汤显祖写作旨意。其批注与文本大为契合，袁肯定认同汤的“至情思想”，对酸腐理学予以猛烈抨击。全书利用眉批方式，共计四百零八条，精炼简洁。后世有《袁宏道批点牡丹亭记》本行世，为后人解读《牡丹亭》开启了另一扇窗口。

　　万历三十八年(1610)，是汤显祖回到故乡临川的第十二个年头。初秋阵阵凉风，裹挟着袁宏道殁于湖北沙市寓所的消息，一并袭来，汤显祖感受到了深深的冷意。当年在京城雪堂夜话的七人中，宗道身为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一月，因过劳死，终年四十岁。还有王子声，万历二十六年(1598)，郁郁不得志，卒于任上，年仅三十二岁。

　　万历四十一年(1613)，湖北籍弟子天根(王启茂的字)，游学吴、闽之间，折道来到了临川，专程看望老师汤显祖。作为与袁氏三兄弟交谊颇深的“公安派”得力干将的天根，低沉的语气再一次诉说起宗道、宏道的人生际遇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汤显祖拧紧眉头，一颗泪珠滾落在案上雪白的宣纸上，晕开一个圆圈：“都下雪堂夜语，相看七八人。而三公并以名世之资，不能半百。古来英杰不欲委化遗情，而争长生久视者，亦各其悲苦所至，然何可得也。弟不能世情怆侧事，而于此际无服之丧，无丧之哭，时时有之，更在世情之外。小修当此，摧裂何如。天根来，知兄意气横绝，无损常时，而中郎有子有才，稍用为慰。湘沔间正图一把晤也。”

　　天根双眼迷蒙，透过信笺的一行行墨迹，他似乎窥见了汤显祖与袁氏三兄弟之间浓稠难化的友情。正是中道的人生至暗时刻，汤显祖给予诚挚劝慰，希望能与他会晤，共叙别后思念之情。这一封纸短情长的信笺，于痛失两位兄长的中道而言，该是如何的珍贵和温暖。

　　三

　　袁宏道与汤显祖是一对朋友，关系亲密。

　　两人书信往返较多，汤显祖与袁宗道、袁中道也有诗书往来。翻阅他们的书信时，有一封宏道写给汤显祖的信，引起我的格外注意。信中，袁宏道调皮地问：“所云‘青衫小座’者，随任不，闻亦是吴囡，若尔，弟亦管得着矣。”说的是汤显祖在北京礼部观政时所娶的傅氏夫人。诙谐的语气，表明两人关系确实非同寻常。

　　那么，为什么两人会走得这么近呢？

　　他们早年相识，应该算是神交。汤显祖少有才名，特别是江西省乡试夺得第八名，两次婉拒首辅张居正的延揽，上疏遭贬徐闻之事，袁宏道都是熟知的。而袁宗道、袁宏道一门两进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其弟中道亦中进士，那是后话)，当时也是名动京城，汤显祖早已慕名已久。他们在京城一见如故，也算是惺惺相惜吧。

　　他们身上都带有浓郁士儒之气，骨子里浸透出清廉之风。汤显祖在遂昌任上五年，未多收一毫讼金，辞官回到临川后，生活一度困顿，有时竟举家食粥度日，但汤显祖却指着卧室满床的书说：“有此不贫矣！”袁宏道在吴县县令上二年，亦是清贫自守，“不取一钱，贷而后装”。他在给三舅尊的信函中说：“三舅尊念当穷甚，然尚有烂谷千斛可卖，若甥此回，直从天宁洲借盘缠耳。”

　　汤显祖与袁宏道都敢于为民请命。人命关天，汤显祖担心险象环生的矿场随时有崩塌的危险，几次上书进言关闭永丰银场，但朝廷一口回绝，还特意委派太监曹金莅遂督矿。袁宏道在吴县，眼睁睁看到重苛害民，但也无能为力。残酷的现实，折断了他们理想的羽翼，全身涌动的经世济民的一腔热血渐渐变冷。思来想去，唯有重新躲进书斋，才能洗却一身的污浊之气，找回以前的一把淡泊率真。

　　他俩在县官任上每天有诸多愁苦之事缠身，但对百姓事，他俩总是不敢有丝毫懈怠。全身心的投入，换来的是百姓拥戴，他们以民间独有方式表达不舍与纪念。袁宏道离开吴县之时，“天民闻其去，骇叫狂走，凡有神佛处，皆悬幡黠灯建醮。乞减吴民百万人算，为詹姑延十年寿，以留仁明父母。”汤显祖去官之时，遂昌百姓闻知消息，派上士民代表十余人千里奔波，北上扬州钞关，苦苦挽留，但汤显祖去意已决。他归临川后，遂昌士民还派画师去临川画像，带回挂在生祠中行春秋祭祀。

　　支撑两人在险恶的官场苟活下来的，或许还有劝人为善的佛学爱好。汤显祖年轻时曾在报国寺中研读经书，并撰写过诸多感悟独到的佛学研究著述，后来成为一名不错的经师，甚至可以在清凉寺升坛讲法。袁宏道对佛学研究颇为精深，编纂参禅心得《金屑编》，拈出经文、语录，而加以颂古或评倡，共七十二则。他对《坛经》也颇有研究，曾作《六祖坛经节录》《坛经节录引》等，还编纂佛教著述《西方合论》等。

　　让他们走得更近的，是因为有相同的心灵追求和指引。他们的思想都深受李贽“童心说”影响。李贽是明代后期出现的杰出启蒙思想家，核心观点是“童心说”。他认为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是人的天性，文学理论上的，即“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汤显祖与李贽和达观禅师多有交集。李贽的《焚书》在麻城出版，汤显祖就注意到了，并写信给友人殷勤求访。汤显祖弃官回乡的第二年，和李贽在临川相会。李贽和达观先后被捕入狱，自杀而死，汤显祖深表敬意，他说：“见以可上人(达观)之雄，听以李百泉(李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汤显祖思想深受其影响，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提出“贵生说”，所谓“贵生”，也就是“贵人”，并且以“情”反对道学家的“理”。

　　“三袁”则跟李贽交往更加密切。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游公安，三袁兄弟前去拜访，在柞林潭附近庙中与李贽先生畅谈；万历十九年(1591)，宏道赴黄州龙潭湖访李贽，二人“大相契合”，宏道留居三月，别时李贽送至武昌；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袁同赴龙湖访李贽，李贽赞扬宗道、宏道：“伯也稳实，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

　　值得一提的是，李贽因刻《藏书》，由此遭祸，身陷囹圄，但他矢志不移，后自杀于狱中，汤显祖闻知此事作了《读锦帆集怀卓老》：“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这首诗表达了对李贽的崇敬和纪念，既写出了李贽对袁宏道文学创作深刻的思想影响，又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公安派诗歌创作清新隽逸、不落窠臼的创作风格，披露了李贽与公安派文学的关系。

　　四

　　晚明时期国运衰微、政治黑暗、官宦专恣、吏治腐败，但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晚明的文学创作在戏剧、诗歌和散文(即所谓“小品”)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其亮丽、惊艳的一幕呈现。

　　当时，文坛出现重要的文学流派“公安派”，核心观点是“性灵说”，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作为“公安派”领袖，也是“性灵说”实践者。“公安派”靠的就是反对王、李的模拟复古起家，文风“一扫王、李云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袁宏道作品，以为“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钱谦益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

　　袁宏道创作了《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等，在他离吴令任前后结集为《锦帆集》五卷。当时，汤显祖曾得到一本《锦帆集》，甚是喜爱，将其当作案头之书经常把赏，于汤而言是人生一大赏心乐事。

　　袁宏道在吴令任上,团结在其身边的，也有如江盈科、陶望龄、陶奭龄等公安派中坚，但是还得有一个力能扛鼎巨头来支持。袁宏道第一个想到，当然是平素与之交好的汤显祖了。一则，汤显祖博学多才，名气挺大，不仅诗文词曲，皆有建树，传奇《紫钗记》业已问世，《牡丹亭》据说也在杀青；二来，就是汤显祖性格倔强，跟模拟复古的王世贞很不对付。当年汤显祖还在南京留都任职时，王世贞艳慕汤显祖才名，放下身段，屈身到汤显祖寓所造访。但汤显祖避而不见，王世贞仅看到散乱放在几案上评他的《弇州集》文稿，信手翻阅,见到辛辣的评点文字，讨了没趣，匆匆掩卷而去。从此可见，汤显祖与王世贞文学创作，如水火不容。后来，“海内訾謷王、李者,无不望走临川,而义仍自守泊如也。”

　　汤显祖是真心看好袁宏道的。汤显祖在《答袁中郎铨部》称赞他能够“因循时变，成其局段。中郎今可兼致”。称赞他反对摹拟，顺应变化的创作思想。这个认定和评价是非常及时和恰当的，这也可以看出汤对其文学创作的理解深刻。

　　在晚明文学中，汤显祖与袁宏道都属巨擘，诸多名家给予中肯评价。

　　现代著名作家施蛰存，把徐文长、陆树声、屠隆、汤显祖、袁宏道、袁中道和曹能始放在一起来评说，“……因为对于显宦之反感，而有山林隐逸思想；因为对于桎梏性灵的正统文体的反感，而自创出一种适性任情的文章来，使晚明的文章风气为之一变……”当代著名学者章培恒、骆玉明教授，在所编《中国文学史》则认为，汤显祖提出“……奇士心灵，人灵则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因而文章有生气，这和袁中郎的一派的‘性灵说’相近而偏重有所不同。”当代著名汤显祖研究专家徐朔方则说：“他(汤显祖)既是八股文的能手，又是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复古主义的反对者，开公安派先声。”

　　汤显祖和袁宏道在文坛留下重要标识，前者著《牡丹亭》，后者创“公安派”，他们都是中国古典文学文学史上标杆式的人物。

　　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在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上寓所中，身患火疾的袁中道，抬起疲惫、发红的双眸望着窗外。听到下人说汤显祖先生寄来了《玉茗堂集》和一封书信，他眼里放射出些许兴奋的光，继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这次，是汤显祖与“三袁”最后一次交集。袁中道猛然想起，此时距京城雪夜初次相遇，已经过去二十年了。